乔国桢烈士

乔  国  桢

乔国桢（1907～1945），乳名雄虎，原名乔如桢，化名乔干卿，乔胶治，焦复生，贺凝，高子香，王拯民，蒙子学。佳县店镇乔家寨村人。其父乔兴斌是清末秀才，一生务农，兼做小生意。国桢兄弟三人，排行第二。

乔国桢9岁至13岁上小学， 1922年考入佳县单级师范班，3个月后，因生活困难，无力继续读下去，下半年去山西省汾阳县耶稣教办的免费学堂——汾阳民义中学读书。1923年春转入愉林中学。在榆中，乔国恢逐渐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后因参加学生罢课被开除学籍。

    1924年秋，乔国桢考入省立四师——绥德师范学校。以后经常与共产党员王懋廷、李子洲、杨明轩等接触，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对革命的认识更加明确。这年9月，乔国桢经李子洲（校长）、杨明轩（教务主任）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学校他团结进步师生，领导闹学潮。

    1925年到河南洛阳军官学校学习，费用皆由李子洲、王懋廷提供。毕业后，党派他到北京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学兵队当兵。在那里，他担任过班长、排长及中共党小组长、支部干事，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直奉战争爆发后，乔国桢随军参战。1926年3月间，学兵队兵败函谷关，乔国桢回到河南省委，4月又到了北平（即今北京）。

    1926年5月，中共北方区委派乔国桢等到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9月结业，乔国桢回到陕西，任陕甘宁区委农委会书记、陕西农民协会常委。11月到渭北（包括三原、径阳、富平、高陵、蒲城、耀县等县）一带搞农运。11月他到三原武字区，亲手组建了三原县武字区农民协会，并被群众推选为主席，在他领导下，武字区农民运动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局面，打土豪、分田地、惩民团、剿土匪，群众称他为“乔青天”。至今武字区民间流传一首称赞乔国桢的歌谣：“乔国桢，闹共产，打倒土豪坐江山，穷人一朝掌了权，有吃又有穿。”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陕西也开始“清党”。6月，乔国桢在富平县庄里镇被反动民团拘押。11月国民二军旅长许权中（共产党员）率部路过这里，将乔国桢营救出狱。不久，乔国桢受命去长安县委工作。12月底又到华县高塘镇任民团军事教练（此时化名王拯民）。1928年3月，高塘民团被冯玉祥部缴械，乔国桢也被囚禁。获释后前往雅南县（即今洛南县）负责特支宣传及农军工作。5月，冯玉祥、李虎臣在潼关开战，乔国桢被派往李部许权中旅任连长，随旅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起义后他任西北工农革命军的中队长，并任中队党的支部书记。渭华暴动失败后，乔国桢于8月去顺直省委（后改称河北省委）任平汉、平绥铁路线的机密交通，与杜嗣尧等一起传

送秘密文件。1929年月1月，乔国桢赴唐山市委搞组织工作兼搞兵运、工运，他化名焦复生，深入到林西、赵各庄等矿区，鼓动工人罢工，同中外反动资本家进行坚决斗争，要求给工人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在他的组织领导下，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但他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和资方的注意。11月，乔国桢在工人贾永发家召集十月革命纪念会时被捕，后机智越狱。12月上旬，乔国桢到天津纱厂区任区委书记，同时也参与顺直省省委（设天津）工作。就在这个时期，乔国桢与党的地下交通员周铁忠结婚。婚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周铁忠被捕入狱，乔国桢强忍着内心的痛苦继续开展工作。

    1930年3月，乔国桢任天津市总工会的书记，领导工人运动。当时正值“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各地大搞总罢工、罢课、游行集会和武装暴动等冒险活动。因不能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乔国桢在天津也组织过游行集会。4月四日，乔国桢在杨庄子他的住处筹备组织“五一”示威活动时被反动派拘捕下狱。在天津第三监狱，他化名高子

香，与先已入狱的傅懋恭（彭真）、詹大权等同志一起，领导狱中同志与敌人展开斗争。他们组织了两次绝食斗争，迫使狱方答应改善生活和政治待遇。在狱中，彭真任党支部书记，乔国桢任党支部组织委员。

    1931年4月乔国桢被迁送到北平陆军监狱，因他有肺结核，狱方同意他保外就医，后经营救出狱，去西安治疗。5月15日，带病去北平找到河北省委，又被任命为内蒙古特派员，还没有来得及动身就于7月再次身陷囹圄。翌年1月，乔国桢肺病十分严重，在组织关怀下于2月9日出狱去北平西山疗养，后辗转济总、测河等处就医。

    1935年2月，乔国桢通过河北省委请求党中央批准他去苏联治疗。由于叛徒出卖，北平市委遭破坏，乔国桢也于5月在香山丁家花园被捕。面对叛徒的百般引诱和反动军警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拒不叛党投敌。后终于在7月26日跳窗越狱。

    “七七”事变后，乔国桢在北平等地一面养病，一面继续坚持秘密斗争。1937年10月，他转到西安近郊南五台疗养。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排，乔国桢于1938年3月5日抵达延安。他给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报告，再次请求去苏联治病。党中央十分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决定送他赴苏治病、学习。这年8月，乔国桢到达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一年的治疗，在苏联做了肺切除手术，在病床上读了大量马列著作。他写了不少读书笔记，从而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1年1月，乔国桢急于参加国内抗战，没等肺病痊愈就与马明方、张子义等同志一道离苏返国，30日回到新疆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后因故留新疆工作。当时盛世才为国民党新疆督办，明里与我和平相处，暗里却对我党的活动处处限制。从1942年4月起，盛世才更加紧了防共限共，9月间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中共在新疆150余人全部诱集八户梁等处，名为保护，实为软禁。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乔国桢等同志都在其中。9月17日，盛世才下令将中共在疆人员连同家属一起逮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新疆事件。

    一次，盛世才召见乔国桢等人，当解到省政府大门前，乔国桢问：“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是省政府，国桢昂然说：“我们不进这黑暗地方！”警察问：“什么是光明地方？”国桢厉声说：“监狱是我们的光明地方！”接着陈潭秋、毛泽民等都呼喊：“我们的光明地方是监狱！”盛世才看到不行，又把他们关进监狱。在监狱，敌人残酷审讯，身体上严刑拷打，生活上百般折磨，吃的是玉米馍掺沙子，沙子越来越多。于是国桢的肺病又发作了，警方把他转在监狱疗养所，接着马明方、刘格平、高登榜、张子义、陈国音等人，也陆续来到疗养所，疗养所建立了党支部，乔国桢担任支部书记，他向同志们提出了四条要求：努力学习，保养身体，坚持斗争，争取胜利回延安。在狱中，国恢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他经常鼓励其他同志说：“监狱内监狱外的斗争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监狱内的斗争，也是革命斗争！”“我们是有希望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在国桢的组织领导下，举行过三次绝食斗争。第一次三天，没有效果。时隔一月多，举行第二次绝食斗争，历时五天，争取到每天能在院内散步一小时。又过一月余，开展第三次绝食斗争，七天时间，迫使敌人答应每天可以在院内自由散步。三次绝食斗争后，国桢的生命日趋垂危，不幸于1945年7月30日病逝狱中，时年38岁。国桢病逝后，经过狱内多方斗争，敌人被迫同意召开追悼会，会上大家悲愤高唱《囚徒歌》，歌声直冲云霄，哀转久绝。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迪化近郊山坡上。

    1946年8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召开了追悼新疆死难烈士大会，《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和张子义、马明方同志的题词：

                  新疆死难同志千古

                  事业永存 精神不死

    1952年，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原佳县图书馆改名为“国桢图书馆”。1956年，新疆人民政府将乔国桢、吴茂林等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