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世英烈士

霍  世  英

    霍世英（1914～1935），绥德县义合乡楼沟村人。其父霍祝三，当时是义合高小校长，后来是陕北知名进步人士。霍世英自幼上私塾，后到义合高小上学。1925年秋，绥德省立四师一批党团员毕业走向社会，准备在义合高小建立党团组织。年仅十二三岁的霍世英已是高年级学生，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任义合高小学生会主席、绥德县学生联合会主席团成员。1926年霍世英在义合高小加入共青团。1927年初夏，转为中共党员。秋季到绥师预习功课，准备参加入学考试。不久，井岳秀叛变革命，开始“清党”，封闭了四师，霍世英便转到榆中求学。后来仍返回义合，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夏秋之间，绥德大旱，义合一带农民集会，反对井岳秀军阀政府向农民摊派烟苗税。义合党支部的霍维德当时负责北川片组织农民请愿。从古历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仅北川片去区上请愿的农民代表就有300多人，霍世英是当时北川发动与领导青年农民的主要骨干。1930年至1933年，霍世英在义合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3年秋因在绥德城内张贴标语，遭国民党当局追捕，连夜逃离县城，返回义合。随即离家，同陕北同乡的部分党团员外出。1934年辗转入北京蒋系二十五师教导团，当少尉学员。在国民党蒋系二十五师教导团，霍世英受党组织委托，搜集蒋军各派系人数、编制、生活及南方“围剿”战争的种种内幕，报告党组织。霍世英埋伏在敌人要害集团，通过北京大学党组织负责人马云程（米脂人，1926年底为中共榆林地委书记）和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该教导团有三四百人，多为高小及初中毕业，具有少尉、中尉军衔的青年军官，是我党要争取的重要对象。霍世英担任了该教导团地下党支部书记，在这三四百人中通过交朋友方式开展党的工作。在青年军官中，利用各种机会，比如与他们共同阅读国统区的各种报纸的机会，谈话的机会，宣传“不打红军、坚决抗日、保卫工农劳苦人民利益”，“初级军官勿忘自己为工农劳苦子弟的根本”、“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更科学、更彻底”等观点，使闻者受到教益。霍世英在敌人严密监视、控制下，做了艰苦的调查，根据他两三年所积累的材料，以“北京陕北党员”向北方局写了“两个士兵谈话”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南京蒋军和人民大众的四大矛盾：“即蒋军虽有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国际援助，但因上下不一致，军民不一致，军政不一致，党军不一致，终必失败。”这一结论后来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和利用，这一报告带回陕北苏区后，给当时为粉碎国民党五省联剿而战的陕北苏区军民以极大鼓舞。霍世英在教导团，团结了众多青年官兵，打算当时机成熟后，使其投向革命。

    1935年春，国民党二十五师中米脂人高景亮为篡夺陕北神府人韩某（中共党员，黄埔学生）的营长职位，向国民党二十五师正、副师长关麟征、杜聿明告密，暴露了霍世英的活动。4月，霍世英与马云程以及神木籍刘绳甫、赵二虎等四人一齐被捕，同时株连陕北同乡多人，使我党在敌二十五师中的革命苗芽尽皆夭折。

    霍世英被关押在北京监狱，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残暴的敌人动用种种酷刑，又是坐老虎凳，又是睡竹钉床等。更令人发指的是，敌人用刀割开他的脊背，把又韧又长的丝线埋在体中，待伤口刚愈合，敌人再像拉锯一样，将丝线用力抽出来拉过去，霍世英被凶残的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背部和腿腹血肉淋漓，筋骨裸露，两旁满是钉痕。又得了严重腹泻。于这年秋季病逝在狱中，时年22岁。霍世英被捕后，党组织曾通过杜斌丞前往北京营救，未果。霍世英殉难后，其父霍祝三将遗体辗转运回陕北殡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