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达志校友

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师范群英 光耀中华》（10）（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6

张达志——

将 军 的 足 迹

武　军

    1986年 4月 6日，首都北京风和日丽，春光融融。在中共北京市委的小礼堂里，聚集了100多位“乡音未改鬓毛衰”的绥师校友，他们个个心潮澎湃，神采飞扬，在这里庆祝自己的母校——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原名为“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诞生63周年。在会场中心大台前就座的75岁的原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绥师的前身）第八班学员张达志同志，怀着激动的心情，倾听着刘澜涛同志代表他和常紫钟、贺晋年、霍源丰等几位“四师”时期老校友的发言：“我们今天能在北京祝贺校庆联欢，我们母校能有如此的辉煌成就，归功于党的领导。我们在座的校友，今天能够有一些成就，很重要的是当年在革命的学校里培育了我们的革命人生观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而成长为一名革命事业的战士。”校友的发言使将军浮想联翩，使他感慨万分。他默默地想到：“是啊！我们所在的绥德师范八班同时参加革命的60多位同学，建国时只幸存了20多人。要是他们活着，肯定其中会有好多是将军和党的高级干部。”听着、想着，这位清瘦的老人，曾经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将军，不禁眼眶湿润了。

四师求学，投身革命

    1911年3月，张达志同志出生于陕西省佳县店镇乡南坬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取名叫“德宏”，大概既包含了陕北农民重仁德的传统品质，也体现了父辈对他所寄予的厚望。在他8岁的时候，由于本村没有学堂，并不富裕的家庭就送他到佳县 牛沟村上小学。从家里带上粮食，借宿在他的大姑家。第二年，南坬的村民们集资请来了高宏奎先生，办了个学堂。张达志就从 牛沟学堂回到本村学堂。第三年，为了跟高宏奎先生学习，他又转学到高宏奎先生任教的佳县芦底村。一年后又回本村，由于觉得村里学堂的先生远不如高宏奎先生教得好，所以，第五年，又随高宏奎先生到了佳县神堂沟村读书。除学《国文》、《历史》、《四书》、《修身》以及论述文库、论述指南、论述精华等，每天晚上还读两小时胡适、蔡元培等人的文章。在这期间，虽然常以《四书》为主要学习内容，但也已开始接受一些新文化、新思想。

    1924年，13岁的张达志考入了店镇高级小学。当时店镇高小的教员，大多是榆林中学的毕业生。由于在1923年以前，榆林中学是陕北23个县中唯一的一所中等学校。从1922年起，校长杜斌丞先后从北京、天津等地聘请思想进步，学识渊博，并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的魏野畴、李子洲等执教。他们来榆林中学后，宣传民主思想，号召学生讲民主，反封建，讲科学，反迷信，并且致力于传播马列主义，为学生讲授马列原著，介绍进步刊物上的文章。他们深人学生中间，与学生谈心交友，向学生讲述革命道理。所以，在店镇高小任教的这些榆中毕业生，思想很活跃。他们经常给小学生们讲革命道理，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五卅惨案等罪恶的侵略行径。这些，都给张达志这位小学生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初步地懂得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两年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筹不起7块饷洋交学费而未能投考中学，他就又继续在店镇高小补学了一年。

    就在张达志继续补学的1926年8、9月间，在省立“四师”任教的身为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陕北23县国民党党务特派员的杨明轩同志来到佳县店镇高小，根据陕北共产党组织的意见，以店镇高小为中心，成立了国民党佳县县党部，并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宣传。宣传新三民主主义，号召民众起来，投身到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列强的斗争中去，使店镇高小的进步师生和周围群众很受教育和鼓舞。15岁的张达志便与刘光显、贺大增等同学一起加人了国民党，并跟随杨明轩同志向群众进行宣传，拿着写有标语口号的自制的小纸旗，带头参加反对陕西军阀刘镇华的示威游行，成为当地的积极分子。

    1927年2月，张达志得其舅父7块大洋的资助，和同学刘光显同时考入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八班。他在这座革命的熔炉里，更加积极进取，参加学校党团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人学不久，就由乔鼎铭、高再位介绍，加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学校共青团组织的组织委员。在这所革命学校的熔炉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入团须知》、《中国青年》、《向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国共合作的书刊。他学习认真，勤于钻研，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充实和武装自己的头脑，从而奠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基础。作为省立“四师”共青团的组织委员，在学校提出的“实现教育以培养国民革命实际斗争人才，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达到世界革命的宗旨”的公开口号下，张达志积极参加，并参与组织和协助领导了学校党团组织举行的各种会议，如纪念妇女节反对英帝国主义大会、拥护国民军出师中原肃清后方大会、追悼李大钊同志大会，以及五四纪念集会、五卅纪念集会等活动。还积极参与平民学校和夜校的工作，以及下乡宣传、发动群众等活动。尽管当时蒋介石已经撕下了面具，拿起了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全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陕北土皇帝、军阀井岳秀也磨刀霍霍。但是，省立“四师”的党团员及进步师生仍然坚持进行各种革命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张达志这位带着浓重的佳县口音的同学，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四师的革命活动对陕北反动的军阀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1927年8月4日，敌团长刘润民奉井岳秀之命以一连的兵力，武装包围了正在举办暑假补习班的四师，当着校长常汉三的面，对学校进行了全面的搜查，烧毁了图书馆及师生中的进步书刊，扣留了蔡南轩、关中哲、雷五斋、赵绍西四位党员教师（身份未暴露，次日获释，被驱逐出绥德），训话后驱散了补习学生（其中就有马文瑞同志），赶走了教员，封闭了学校。并宣布对常汉三校长软禁3年。

    四师被封闭，更加暴露了反动军阀的狰狞面目。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张达志及其他党员和进步师生的革命意志。

戎马生涯 捍我中华

    张达志同志根据党关于“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的指示，撤出了四师，回到他的家乡南坬村，办起冬书房，以教书作掩护，在群众中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活动，开始进行地下秘密工作。1928年春，他接受党的派遣，在佳县王成家村、郭家圪 村和南  坬村一带，以小学教员为名，从事发展党团组织活动。1929年，张达志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特委书记赵伯平巡查了南坬村的工作。马明方代理特委书记后，将特委机关迁至张达志的家乡南坬村。张达志家便成了秘密接头的地方，他办的冬书房成了特委机关的所在地。他本人一方面负责佳县特区工作，另一方面负责特委的联络接头工作。

    为了党组织的安全，每当特委在张达志同志家召开会议或进行活动时，张达志同志的双亲就在门外站岗放哨。陕北特委在南坬村活动期间，各地党组织的负责同志来往频繁，从未发生过一次意外，保证了特委机关的安全和党的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与张达志及家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那时，敌人曾悬赏要买张达志的头颅，他的家院被敌人多次查抄，父亲被敌人抓住绑吊起来拷打。党的地下负责人为了他家的平安，特地为他父亲办了一次假丧葬，堆了一座假坟，才把敌人蒙骗过去。

      1933年5月，张达志同志被任命为佳县县委书记。、7月，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四次特委扩大会议。张达志同志作为佳县代表出席了会议。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又有6位同志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在这腥风血雨中，陕北特委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常学恭等同志置生死于度外，在佳县寨子沟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常学恭去天津向中央北方代表汇报工作，其他领导同志分赴各地巡查，组织革命武装。是年冬，张达志同志参与组织领导了佳县木头峪暴动。

    1934年底，陕北组成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兼红一团政委，随即在对敌斗争中接连打了三次胜仗。1935年4月，陕甘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北上，与陕北的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师，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张达志任军委委员、总指挥部党委书记。在刘志丹同志的统一领导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把陕北和陕甘两个苏区连成一片，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之后，又同晋军作战，打了两次胜仗，从此揭开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张达志同志先后任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七十八师政委和十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参加了著名的劳山战役，直罗镇战役和东征。那时，他和刘志丹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直到劳山战役之后，由于王明路线的迫害，刘志丹同志被捕入狱，他俩才暂时分开。尽管刘志丹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他的高风亮节，却深深地印在张达志同志的脑海里。

    恰在直罗镇战役的前夕，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来到了张村驿。此时，张达志正为肃反扩大化窝了一肚子气，一见到周副主席，就立即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和看法，并要求调离十五军团。周副主席安慰他说：“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正在纠正。你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火。共产党人应能伸能屈，经得起委曲。你要继续在十五军团好好工作！”这是张达志第一次见到这位蓄着大胡子的周副主席，周副主席言简意赅的指示，像春风化雨，解开了他心头的疙瘩，给他增加了进取的力量和信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达志同志任中共陕北东地区地委书记。9月，中央军委又任命他为八路军一二O师警备六团政治委员。临行前，毛主席在延安的凤凰山麓亲切地接见了他，勉励他到前线奋勇杀敌，要讲究战术，学会打游击战。并且还亲笔签署了委任状。张达志等一行10余人，东渡黄河到达太原办事处后，见到了周副主席和北方局的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周副主席在同他亲切谈话中看到张达志一行每人只有一个背包，穿得破破烂烂，看到这般情形，周副主席便让办事处给他们每人发了两块钢洋、一条毛毯、。一套军装、一袋干粮。其间，每逢日本飞机轰炸，周副主席总要亲自到防空洞里把他们安顿好。张达志同志身患疟疾，在医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副主席还叮咛医生给他打了两针奎宁。   

张达志同志第一次知道贺龙同志的英名，是在1927年南昌起义后。可是，这次他们赶到山西神池县一二Ο师师部相见，一见如故。贺龙同志举止潇洒，谈吐爽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丝毫官架子，对部下关怀备至。在神池，张达志又患了疥疮，每天要擦洗敷药，而后用火烤，使得行军时难以骑马。贺龙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派了一副担架，把他送往雁北前线。张达志同志一到前线，就不顾病痛，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遵照贺龙和关向应同志的指示，不畏环境艰苦，克服重重困难，带领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马寨战斗中，堵住了日军向国民党何柱国部的进攻。参加了收复七县的石板沟战斗，粉碎了日军对我晋西北地区多次的血腥扫荡。

    1938年，以孙超群为团长、张达志为政委的警备六团两上雁北，两打广汉营，歼灭了当地的伪蒙军。积极配合李井泉支队北上大青山，夜袭平绥铁路以北的沙坝车站，掩护姚哲同志所率之七一五团一营顺利地与李井泉指挥的大青山支队主力会合。

    1940年9月，张达志同志调任大青山骑兵支队的政治部主任。大青山，是晋绥的前哨，晋察冀的后卫，通往蒙古的要道。1942年，日军用2.5万人的兵力，对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在敌众我寡、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达志率领骑兵支队，同数倍于我之敌，不分昼夜，浴血奋战，胜利地突出重围，保存了有生力量和指挥机关，为而后恢复绥蒙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受到了贺老总的通令嘉奖。之后，张达志任塞北军区副政委和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政委，中共绥蒙区党委书记。张达志同志在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期间，在极端艰苦的整整八年的日日夜夜里，风餐露宿，驰骋疆场，和各民族人民并肩战斗，为开辟、建立、扩大雁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和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张达志同志继续担任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参加了绥包和集宁战役。随后，张达志同志任陕甘宁晋绥五省游击司令员和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令员、警备二旅旅长以及陕北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晋中和太原等重大战役。在晋中战役中，张达志率部一举消灭敌暂编三十九师，以及忻州所属保安团、队等地方武装近万人，忻州全境得以解放，受到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的通报表彰。在太原战役中，张达志率部攻克阁梁、牛驼寨等重要据点，为解放太原创造了条件。

    太原解放后，张达志同志组织部队进行短期休整后，又日夜兼程返回陕北，包围了榆林，促使榆林守军、国民党二十二军举行起义。

    榆林和平解放以后，张达志同志又奉命率部马不停蹄地奔赴解放兰州的战场。

    1949年夏天，西北土皇帝马步芳为了固守兰州，调集了其最精锐的部队一九O师，镇守沈家岭、狗娃山一线，准备与我解放大军决一死战。他扬言：“沈家岭是兰州大门上的一把锁，有沈家岭在，就有兰州在。”我军在一野彭德怀司令员的统帅和指挥下，当时任一野第四军军长的张达志与政委张仲良率领指战员担任了主攻沈家岭、狗娃山的战斗任务。他们在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和支援下，仅用两天功夫，就砸开了兰州“铁门”上的大锁，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兰州城头。事后，彭老总在兰州的“三爱堂”接见张达志同志，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一来四军就打胜仗，好呵！我彭德怀向你祝贺。”由于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的关键性战役，所以，张达志同志率部打了大胜仗，才有幸得到一向很少称赞部属，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彭总的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张达志同志继续担任第四军军长职务。1952年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公安部部长、西北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为保卫社会的安定、保卫各族人民的胜利果实，为顺利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54年底，张达志同志由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结业后，又重返西北，于1955年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后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是年9月，张达志同志被授于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兰州军区任司令员的15年里，张达志同志十分重视部队和地方建设，为巩固西北边防和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1969年11月至1977年9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期间，他坚决贯彻毛泽东主席“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的题词精神。在“文化大革命”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排除干扰，狠抓部队建设，为我国“战争之神”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担任军区和兵种主要领导职务这20多年里，张达志同志为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培养部队的优良作风，为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而呕心沥血，忘我地工作。他经常到连队蹲点，深入军事训练和国防施工现场，言传身教，扎扎实实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廉洁奉公 风范永存

    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由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长期的艰苦岁月的磨炼，张达志同志养成了谦虚谨慎，从不居高自傲，联系群众，廉洁奉公的良好作风。

    早在解放战争初期，西北野战军的经费异常困难。为了解决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贺龙同志任命张达志同志为陕甘宁晋绥五省游击司令员，令他带领绥蒙军区两个骑兵团到关中、晋南一带掩护关中、陇东地区商业部门的负责同志开展活动，筹集资金。他克服艰难险阻，四处奔忙，搞到了数以万计的经费。但他从不乱花一个子儿，为革命坚持把每分钱掰成两半儿来花，使每分钱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在兰州军区主持工作期间，为了改善驻守大西北部队的训练和生活条件，他号召和发动部队开石棉、挖硼砂、采硫磺，大搞农牧业生产。到1969年他调离时，全军区积累了7000多万元的资金，在较大程度上增强了部队建设的后劲。

    张达志同志作为我军的一名高级将领，在生活上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素有“布衣将军”的爱称。他的家庭陈设十分简朴，小米、土豆、酸菜、红枣是他喜爱的食物，微服布衣是他喜爱的穿戴。加之他身材削瘦，又不爱摆“官架子”。他经常讲，“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在黄土地上吃小米饭长大的。要牢记着‘粒粒皆辛苦’的祖训，要牢记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始于足下。我们这些老家伙责无旁贷地应该身体力行，把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传给子子孙孙”。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也经常这样教育和要求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对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有困难的战友、身边的同志，却能够慷慨解囊，鼎力相助。1960年，他获悉家乡的农民发展生产遇到了困难，就主动捐赠了2500元钱，支援家乡发展生产。乡亲们和老部下来城里办事，看病，他常常主动的为其解决食宿和路费。战争年代曾经跟随过他、后来复员回乡的警卫员，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过他的接济。

    张达志同志职务在不断变化，但他普通一兵的本色却丝毫未变。他经常深人基层，深人连队。每到一地，不是摸爬滚打在训练场上，就是下伙房，或者查马厩、看猪圈。还经常到军人俱乐部和战士们一起下象棋，打扑克。在同指挥员们的亲切接触中，听到了群众的心声，了解了群众的疾苦。从而使他对下情了如指掌，工作能够得心应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生命是有限的，事业将永远常存。只要生命不息，就不可止步不前。”这是张达志同志常讲的一句话，他也正是这样实践的。张达志同志战争年代曾负过伤，长期的革命工作又使他积劳成疾。但是，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坚持学习，十分关心祖国的改革、建设和发展。近些年来，张达志同志作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刻也不忘党和人民的重托。虽然年高，且体弱多病，但他仍然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多次深人他曾经战斗过的陕、甘、宁、晋、蒙等革命老区，调查研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并亲自接待和处理了大量的群众来信来访，帮助地方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依然关心人民炮兵的建设，在1987年春欣然题词“巍巍长城，捍我中华”。看到部队大批年轻干部的成长，他高兴地说：“好啊，做工作就是要靠年轻人！”为了教育下一代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为祖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张达志同志还不顾眼疾，亲自撰写和与他人共同撰写了《怀念刘志丹》、《忆贺龙》、《深切怀念马明方同志》、《怀念刘光显同志》、《姚哲奋战大青山》等10多篇革命回忆录，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张达志同志曾经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69年至1977年，任中央军委委员。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以表彰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军队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1992年1月15日，张达志同志溘然长眠了。这位“四师”时的团员，新中国的将军虽然在他的革命历程上划上了句号，但是，他的足迹留在了祖国大地上，他的精神，正激励着千千万万后来人，在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大道上奋进！□

    参考资料：

    ①李敏杰、赵长寿《布衣将军张达志》，1992年2月 18 日《人民军队》报。

    ②何寓础：《绥德四师党的活动简况｝），《陕西党史资料通讯》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