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方校友

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师范群英 光耀中华》（16）（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8

马明方——

银 州 一 杰

武　军

    位于无定河中游，素以“沃壤宜粟，米汁如脂”而著称的陕西省米脂县，古时亦称“银州”。这有城南小石砭上巨型摩崖石刻“古银州”三字为证。在近现代革命斗争的历史中，这里曾经孕育了杜斌丞等大批著名的爱国志士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今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前身，以下简称“四师”）四班学生，红军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中共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副政委、中组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财贸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的马明方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堪称“银川一杰”。

初  上  人  生  路

    马明方，原名济民，1905年出生于米脂县叶家岔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马聚财粗识文墨，以务农为生。除耕种自有的七八亩山地外，还租种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并兼当风水先生。母亲罗氏一生勤劳俭朴，忠厚善良，乐于助人，在马明方的启蒙时期，对其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或许他原名“济民”，也与这样的家庭熏陶有着直接的关系。马明方自8岁始，在母亲的支持下，到邻近的王家湾读私塾，在王加仁先生的精心教授下，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12岁时转人申家坪完小，于192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受聘申家坪完小，任低年级教员。这时的马明方，虽然知道一些在三座大山重压下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但仅仅是看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并因而心怀不满而已。他还没有也不可真正懂得产生这些现象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更谈不上对救国之道的认识。1924年秋他考入“四师”之后，才开始了他人生的转变。

    位于绥德的“四师”，是陕西督军兼省长、军阀刘镇华为装饰门面，笼络人心，培植私人势力所拟议创办，经陕北旅京津的李子洲等学生和陕北著名的革命教育家杜斌丞等人的努力，于1923年5月正式创建的，是当时陕北23县唯一的一所新式师范学校。因是官费，所以，这里的学生大多出身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劳动人民家庭。1924年夏，共产党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李子洲继任校长。他到任后，通过关系从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等地聘请了杨明轩、常汉三、田伯荫、王懋廷、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并提出：“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的办学原则，大刀阔斧地进行民主的和科学的教育教学改革，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团体共进社，接办绥德平民学校，积极发展党团员，创建党团组织，组织领导校内外的革命活动，从而使学校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成为陕北有志青年所向往的“圣地”。此时正值国共合作已经形成，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际。马明方就是在这时进入四师学习的。他一入“四师”，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思想和政治氛围之中，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影响。在课堂上，李子洲校长亲授新设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理论。王懋廷老师在国文课上讲授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还讲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共产党宣言》节选本。历史课和地理课通过讲授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领土的事实，渗透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在课外，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现》、《共产主义ABC 》、《新青年》、《向导》等许多革命的和进步的书刊。在李子洲校长的倡导下，他还经常跟随老师和同学参加平民学校的活动，深入到绥德城内的市民和近郊农村的农民中进行社会调查，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项革命活动。例如参加“四师”组织的“驱逐陕西军阀刘镇华”的斗争；参加了“四师”党组织的旨在反对封建军阀、实现国家统一的“国民会议运动”；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参加了“四师”党团组织青年学生发动“脚户”（靠赶毛驴运输维持生计的人）和农民反对敲诈勒索的斗争等。在斗争中，马明方表现积极，经受了考验。1925年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马明方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党所领导的校内外各项革命活动中去。

    1926年春，马明方开始在学校担任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并根据我党国共合作的精神加人了国民党组织。从此，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成为“四师”的革命骨干。

    1926年9月17日，获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冯玉祥于绥远五原誓师，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总司令部副部长，史可轩任总司令部警卫师师长），“固甘援陕，联晋图豫”，于9月下旬在巩固甘肃的同时，派出七路“援陕军”，以解西安之围，从而与北伐军形成南北呼应之势。10月间，入陕一路军经绥德南下时，随军的共产党员史可轩等人特意到“四师”停留，分别向全校师生作了重要的讲演。根据史可轩要“四师”党组织派几名党员到他的部队去工作的要求，马明方和武丕漠、邓重庆三人受李子洲同志派遣，离开母校，前往史可轩部队作政治工作。

    马明方虽然在“四师”仅仅学习、生活和战斗了短短的两年时间，但由于这两年正处于全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是“四师”党的工作最活跃的时期。他在这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特别是加入党组织，担任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以来，在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维护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积累了一些党的工作的经验。这些都为他后来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两年成为他革命人生的重要起点。

大  展  “ 济  民 ”   志

    马明方跟随史可轩一行离校后，由于当时西安还处于刘镇华的围困之中，他们便先到三原住了月余。11月底西安解围后，他们才进入西安。于右任先生领导下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12月在西安成立，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兼卫队师师长。在总部任职的有许多共产党员，这个总部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组织，有力地推动了陕西革命局面的发展。马明方和同去的邓重庆、武丕漠分别担任史可轩领导下的卫队师直属的三个营的政治指导员，马明方还兼二营的支部书记职务。他们在军队中进行了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对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使这支武装成为陕西革命运动中有力的武装支柱。这支部队后来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

    马明方在史可轩部工作期间，中国革命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1927年，正当全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之际，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党组织在积极发动群众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势力进行声讨的同时，又积极协助冯玉祥率部东征，与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会师中原。在这一过程中，马明方和在国民军联军所属各军、各部的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在各军中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东征的胜利。正在这时，张作霖又制造了“四·二八惨案”，绞死李大钊等 20余名共产党人。噩耗传来，马明方又积极参加了陕西党组织领导的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斗争。6月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后，冯玉祥也在国民军联军中开始了“清党”活动。马明方从此被迫离开“联军”。9月间，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陕北清涧谢子长所在部队去工作。中途得知谢子长部队参加清涧起义在宜川失败，于是，便回到了绥德。

    当时，在蒋汪背叛革命，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发动了清党运动。1927年8月4日，井部团长刘润民率部封闭了“四师”这个陕北革命活动的中心，党的活动遂转向农村。所以，马明方到绥德后，历尽艰辛，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便到横山响水堡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出任中共横山区委书记，着手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马明方同志先后担任中共绥德县委委员、北区区委书记、巡视员，中共镇川区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中共米脂、佳县和镇川两县一镇中心县委书记等职，积极在农村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斗争，并参与了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的工作，为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到1935年1月，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明方同志当选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在中共陕北省委和马明方同志的领导下，开展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兴办教育，陕北形势为之一新。陕北这块红色的土地，自然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最理想的落脚点。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马明方同志亲自主持下，统一了地方财政，保障了中央机关和红军的供应。红军东征和西征时，在马明方同志的号召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陕北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力支援革命战争。与此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并积极开展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工作。鉴于他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1936年9月，因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同志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同志被中央任命为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37年2月，撤销中共陕北省委，设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马明方同志任委员。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马明方同志任边区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后因积劳成疾，于1938年8月经中央批准去苏联治病。

    1941年1月，马明方和张子意、方志纯等20余人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暂住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其间曾任办事处支部书记。1942年9月17日，马明方同志和在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张子意、方志纯等160余人被盛世才软禁。在被软禁期间，马明方同志积极参与了此前为防事变而组成的总学习委员会的领导工作，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被软禁人员坚持有领导、有组织的整风学习，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坚定大家的斗志。1943年2月到4月，马明方等同志先后被盛世才投进监狱。在狱中，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面前，他们始终保持了高度的革命气节，坚贞不屈，先后多次发起并组织领导了以“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为战斗口号的大规模的反普遍审讯斗争和绝食斗争，揭露了敌人诬陷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破坏统一”、“挑动内战”的阴谋。1946年7月11日在我党的营救下，马明方等129名被盛世才关押的同志终于回到了到延安。

    马明方同志从新疆返回延安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晋南工委书记。1949年底，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书记。1950年1月到1954年6月，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此间，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他带领陕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剿匪肃特、发展生产，迅速地稳定了陕西的社会秩序，医治了战争的创伤。特别是他注重发展农业，重视科技进步，强调加强农村商品生产的思想和措施，具有远见卓识。

    1954年6月，马明方同志调任中共中央任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协助邓小平同志工作。1955年底，马明方同志出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他根据中央为财贸部所规定的“管理财贸部门的干部工作，检查党的决议和政策在财贸部门的执行情况，管理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指导财贸部门政治机关的工作”等四项任务，提出财贸部的干部要深人基层，熟悉情况，钻研经济工作，积累经验，加强理论和政策的学习，争取两三年内打好工作基础的要求。经过五年的踏实工作，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财贸干部，有效地推动了全国财贸工作的发展。即使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而引起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情况下，财贸部在组织协调生产、安排人民生活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60年9月，我党成立了中央东北局。马明方同志任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除专管财贸工作外，还协助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料理东北局的全面工作。

    东北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加上建国后的大规模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到1957年，各项建设项目均超计划完成，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和全国一样，“大跃进”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使得东北地区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也出现严重失调，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城市人口剧增，供需矛盾突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明显下降。面对这种局面，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马明方同志的主持下，大力加强农业这个基础的同时，适度压缩重工业，发展轻工业，果断地关、停、并、转了1100多个工业企业，精简城镇人员350多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后，很快地扭转了局面。到1965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接近“大跃进”前的1957年的水平，使国民经济走上了均衡发展的轨道。不仅使东北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而且对陕西及全国其他灾区人民予以大力支援。

忠  魂  永  不  灭

    正当马明方同志大展“济民”之志的时候，1966年5月，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中国大地。运动之初，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信赖，尽管他在思想上不理解，但还是积极宣传和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在行动上，他按照《十六条》决定精神，主张文斗，反对武斗，充分肯定干部的主流，努力控制和把握运动的方向。1967年10月6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辽宁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打倒马明方”的社论，并在二三版发表了题为《马明方的反革命真面目》的长篇文章，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攻击马明方同志“是一个卑鄙无耻罪行累累的大叛徒”，“是牛鬼蛇神在党内的代理人”，“是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党、篡政、篡军的一员干将”，“是东北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大头目”；“是党和人民的死敌”，“是个十足的死心踏地的老牌反党分子”，“是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全辽宁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是全东北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是全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就这样，马明方同志被打例了。随即，马明方被送往北京卫戍区秘密关押。在被康生直接领导的以吴法宪为组长的专案组关押审查期间，马明方同志历经百般折磨。但他主义不改，信仰不变。在狱中，他用烟盒纸、书报边写下了万余言的给周总理的报告材料（尽管无法送到总理手中），说明自己的历史，汇报自己的思想，以及对运动的看法、对革命事业的担忧。到1973年，他身患重病，被送进首都工农兵医院。但终因长期受折磨迫害身心交瘁，在医院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于1974年8月13日含冤饮恨而去。

    历史终归是历史，不是由任何人可以篡改的。197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发出通知，为所谓的“新疆马明方集团案”彻底平反昭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12月29日为马明方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姚依林同志在悼词中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马明方同志光辉战斗的革命一生，指出：“在50多年长期革命斗争中，马明方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山河为证，历史可鉴。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参考资料：

    1．姚依林同志在马明方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2．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主编的《马明方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陕西近现代名人录》（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4．《榆林地区党史资料通讯》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