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洲同志简介

李  子  洲

李子洲（1892－1929），名登赢，字子洲，笔名逸民。绥德县城关镇人。祖父李三生和父亲李元贞都是银匠，靠小本生意维持家庭生活。

童年时代的李子洲，由于家贫，直到16岁时，才到县城里一家私塾上学。在学校，他刻苦攻读，品学兼优，被私塾先生誉为“寒门才子”。

1912 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时期，他阅读了一些反封建的、宣扬民主主义思想的新书，眼界逐渐开阔，开始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西安，他和密友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等，投入了反日、反袁斗争的潮流。不久，子洲因家里经济困难，被迫辍学回家，到绥德县劝学所当一名视听员。1917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人哲学系。

    其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年代。1919年3月，子洲和旅京的陕西学生组织学生团向北京政府请愿，并通电巴黎和会呼吁停战和驱逐陕西军阀陈树藩。5月初，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震动了北大校园。子洲义愤填膺。5月3日，他参加了北京各院校在北大召开的学生代表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会游行。5月

4日，子洲和广大同学一起，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正义斗争。

    5月下旬，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代表屈武和李伍亭来到北京声援北京学生斗争。子洲和刘天章、杨钟健等组织陕西旅京的近百名学生在北大集会欢迎，随后又偕屈、李拜访李大钊，报告了陕西学运的情况。

    6月下旬，子洲等带领北大学生，参加了包围新华门总统府，向徐世昌请愿示威的斗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狼狈为奸的罪恶行径，直至斗争最后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子洲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也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从此，他和一大批进步青年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学习新文化、新思想。他认真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经常聆听李大钊的讲演。

    子洲十分关心陕西的革命运动。为了“唤起陕人自觉心”，1919年秋，子洲与魏野畴、杨钟健等人一起，整顿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由他负责会务。次年1月出版了《秦钟》（月刊）杂志，他负责发行工作。该刊虽仅出了六期就被迫停刊，但它在反对陕西封建势力和传播新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1年10月，子洲和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等人又创办了《共进》（半月刊）杂志，仍由他负责发行工作。次年10月，《共进》半月刊社改为政治性社团——共进社。《共进》的政治观点较《秦钟》前进了一步，锋芒所向，直指陕西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子洲为出版发行《共进》和发展共进社社员做了许多工作，被誉为共进社的“大脑”。他不仅是共进社的领导人，而且是《共进》半月刊的积极撰稿人，先后为《共进》撰写了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内容广泛，其中对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文化尤为重视。

    子洲在担负繁重的社务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李大钊领导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23年初，子洲由李大别、刘天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子洲在北大上学期间，十分注意陕西家乡时局的发展，关心三秦父老的疾苦。这期间，陕西当局筹备成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地址拟设陕南或关中。子洲闻讯，深感陕北文化落后，从全局考虑应设陕北为宜，和白超然、呼延震东等一起，与陕北教育界知名人士杜斌丞商议，联名上书陕西当局，终于争得把第四师范设在绥德。他还联合当地的进步士绅和学生，成立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绥德教育会，改革学校教育。

1923年夏，子洲从北京大学毕业，取得哲学学士学位。陕西三原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共进社社员）慕名聘请子洲到该校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1924年春，陕北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复聘请他到榆中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同年秋，他又担任了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一到绥德师范，便积极发展共进社社员，向学生推荐《向导》、《中国青年》、《共进》等进步书刊。在子洲的指导下，学校成立了学生会、各科学习讨论会、讲演会。辩论实习会、文艺演习会和陕青年社，出版了《陕北青年》杂志。

    子洲办学有许多独特之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提倡民主管理学校，在召开校务会议时，吸收学生代表参加，征求他们的意见，共同改进教务。同时他对办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提倡社会教育，迫使当局改组绥德劝学所为教育局，撤换了把持教育专款的劣绅，将经费用于创办简易师范学校、平民学校和成人补习学校。

    从1924年秋至1926年冬，子洲在陕北高原除办学外，还积极建立党团组织，开展群众运动。鉴于当时陕北只有几名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党团组织力量薄弱，子洲和王懋廷、王复生与李大钊联系，在绥德建立了由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党团支部（不久改为特支），吸收李瑞阳、霍世杰、白乐亭、王兆卿、乔国桢、刘志丹、李登霄等一批青年参加党、团组织。他还派王懋廷、王复生、白乐亭等多次去榆林中学进行革命活动，成立了榆中团支部。1925年秋，在子洲的主持下，成立了榆林中学党支部、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党小组和榆林街道党小组等。省立第四中学在延安成立后，子洲即协助校长呼延震东聘请党、团员王超北、刘尚达等到校任教，通过他们在四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建立了党团支部，从而使党的力量在陕北这个穷乡僻壤里逐渐发展起来。

    对于开展群众运动，子洲也十分重视。首先，他以绥德师范为中心，在一些县组织了学生会，成立了陕北学生联合会，开展学生运动，明确提出学生运动的方针是：（一）推进新文化运动；（二）到民间去，开展农民运动；（三）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四）建立青年的各种团体组织；（五）鼓动学校风潮，反对封建教育。1925年5月，当西安学生驱逐直系军阀吴新田的斗争浪潮波及陕北后，子洲和绥德党团特支利用这一时机因势利导，发动陕北各县的学生积极参加驱吴运动，声援西安学生的正义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子洲立即组织绥师学生上街游行，组成讲演队分赴各县进行宣传，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并开展援沪募捐。在子洲和党组织的领导下，绥师学生运动发展很快，到1926年冬，全校的400名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加入了党团组织，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革命群众称誉它为“陕西的上海大学”，陕北军阀井岳秀惊呼绥师是“炸弹”。

    与此同时，在子洲等领导下，陕北学生开展了一次非基督教运动。当时在延安天主教堂当教士的西班牙人易兴化恼羞成怒，勾结地方当局，逮捕了省立四中师生30余人。子洲闻讯后立即召集党组织成员研究对策，并以绥师学生会名义，草拟了《为援助省立四中被难学生宣言》，强烈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学，驱逐易兴化出境，撤换和严惩延安知事李泰。《宣言》发表后，引起全国各地学生的义愤，纷纷声援，严词谴责。延安反动当局慑于群众威力，被迫释放了被捕师生。

     1926年，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陕北的群众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子洲和中共绥德地委遵照上级党的指示，派出党团员和学生到绥德义合镇、西川等地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绥德农民农闲时常以贩运煤炭和食盐增加家庭收入。他们经常被当局拉差，并无偿为陕北军阀井岳秀和地主豪绅服役。子洲和地委派出一批党团员和进步师生深人到农民和脚户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绥德手工业工人工会，会员达300余人，开展反抗拉差拉夫斗争，取得了成效。

    当时，官办的延长石油矿无故开除工人，引起工人强烈反对。子洲和地委即以绥师的名义发出《告人民书》，呼吁各界声援。此外，子洲还派人深入到榆林惠记地毯厂，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罢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

    对于军事问题，子洲也有所注意，他与杨虎城相识较早，个人交往甚密，曾多次向杨宣传革命道理，希望他做新时代的革命军人。1925年春，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率部由榆林南下，途经绥德时，子洲宴请了杨虎城，并就形势的发展和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还请杨虎城给全校师生作了报告。当杨虎城在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时，子洲动员了一批党、团员和学生前往学习军事。不久，又选派了刘志丹等去黄埔军校学习，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子洲也很重视在军队里建立党的组织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前后，李象九、谢子长在北京入党后，先后回到陕北，在石谦团里担任连长。子洲通过中共北方区委介绍，利用这个关系，先后派了一批党员在宜川石谦团李、谢等连里做党的工作，成立了宜川特支（后为军支），帮助石团开办青年军事训练班，向官兵宣传革命道理。

    子洲还积极从事当地的妇女运动。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子洲就曾给妹妹登岳写信，希望她放足，剪短发。绥德党团组织建立后，子洲下决心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砸碎几千年来禁锢广大妇女的精神枷锁，不久，绥德县天足会和妇女协进会在子洲的倡导下宣告成立。

    1926年11月底，由于我党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以及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联军入陕，被军阀刘镇华部围困8个月之久的西安城解围，镇嵩军刘镇华被驱逐出陕西，陕西地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12月，子洲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到西安参与筹建国民党联军驻陕总部的工作。1927年1月，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子洲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努力工作下，召开了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陕西党组织不少领导人和干部如魏野畴、李子洲、赵藻华、刘含初、史可轩、杨明轩、张含辉、王授金等都参加了大会，子洲被选为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2月，党组织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刘含初任院长，子洲任副院长兼总务长，主持学院的日常工作。学院的国民党特别党部成立后，子洲又当选为执行委员。子洲和刘含初共同制定了学院的章程、制度和教学计划，以“养成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务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才”为学院的宗旨。根据子洲的建议，教学中要求把所学的革命理论和当前的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并要求学员每天出操，进行军事训练。在教学方法上，除课堂讲授外，还组织专题讨论会、讲演会，并邀请党内外知名人士刘伯坚、杨明轩及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到校作报告，子洲也亲自给学员讲课。子洲还组织学员到工厂、街道和郊区农村搞社会调查，协助建立工会和农会。

    1927年2月下旬，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统一领导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书记耿炳光，李子洲、魏野畴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3月中旬，他们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陕西《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口号是“党到农民中去！”经过区委和子洲等人的努力，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十分喜人的局面。党团组织发展遍及陕甘两省的40多个县、市；许多同志推崇子洲为“陕西的李大钊”。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遥相呼应，杀害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面对腥风血雨的现实，子洲和区委的同志坚决主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给予无情的揭露。在他们的领导下，陕西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讨蒋、讨张运动。4月下旬，子洲和魏野畴、刘含初、刘藻华等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植党树私”，“投靠英美”，“与卖国军阀妥协”；“摧残党部，杀戮党员”；“破坏民众团体，把持政府财政”的罪恶事实。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何异于万恶军阀”。号召陕西人民与“全国各界共同声讨”。5月5日，西安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纪念“五一”、“五五”暨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子洲和区委的同志与游击队伍一道高呼“打倒一切反革命”、“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组织起来”等口号。

    不久，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7月初，冯电令留守陕西的石敬亭缉捕李子洲、魏野畴等共产党员。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事变，子洲和耿炳光等于7月上旬在中山学院主持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决定保存党的力量，迅速转入地下。由于子洲和区委采取了较为稳妥的应变措施，使党的力量在白色恐怖之中免遭重大的损失。”

    “七·一五”政变后，陕西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力量发动了更加疯狂的进攻，下令通缉李子洲等共产党人。

    1927年7月11日，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陕西省委，子洲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为对付反革命逆流的到来，陕西省委曾向中央提出过一些措施和办法，但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以及其他原因，陕西省委始终未能直接得到在武汉的党中央的指示，于是决定派子洲亲赴武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7月下旬，子洲冒着被通缉的危险，化装成商人，秘密离开西安，于8月初抵达武汉。在武汉，他和已转人地下的党中央秘密接上关系后，连夜代表省委起草了《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请示》的报告，对陕西大革命失败后的局势、冯玉祥对革命的态度等问题作了详细汇报，请求中央选派强有力的同志来陕工作。

    当时正值党中央召开“八七”紧急会议，一时无暇顾及解决陕西问题。在等候中央指示期间，子洲和由陕西来武汉的共产党员杨明轩、雷晋笙、邹均、李馥清等人先后会面，鼓励他们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坚定信心，继续前进，并就上述同志的工作安排，向党中央提出了意见。8月下旬，子洲向临时中央政治局作了陕西党的组织工作、农民运动和政治策略等方面的报告，提出建立和加强农民武装，以打倒土豪劣绅为农民斗争的口号。临时中央政治局指示陕西目前的工作任务是“推翻冯（玉祥）的统治”，“在民众的基础上来形成反冯势力”；首先在主要县份组织暴动。特别强调要深入到农民中去，以农民群众为基础；在组织上要“改变党员的质量和成分”，洗刷消极分子，吸收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加强领导机关等等。随后，子洲携带“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对陕西工作指示精神，迅速返陕，于9月上旬回到西安，随即向省委常委作了传达汇报，并代表省委起草了几个重要文件，为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做了准备。

9月 26日至 27日，子洲和省委书记耿炳光在西安红埠街9号秘密召开了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子洲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经过讨论，通过了由子洲参与起草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农民斗争、军事运动等方面的九个决议案。决议指出：“我们要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认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提出“积极地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并予以简单适用的军事训练，保存农民的武装，……必要时亦可上山”。会议还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等口号。与会同志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联系检查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陕西的影响及危害。

子洲在发言中，对一些人因省委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而全盘否定陕西党组织的工作的片面认识进行了批评。他严肃地指出：尽管我们以往的工作受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一度对冯玉祥斗争不力，但我们工作中的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能一笔抹煞。子洲对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我的年龄在省委内最大，入党也早一些，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他强调开展批评时，必须注意：第一，须顾及当时当地的事实，就是不要信口批评；第二，须正确，就是不要过火；第三，不可忽视了主观的力量，就是不要以为过去的党等于没有，狗屁不值。在改选省委时，耿炳光以自己犯了错误，提请辞去省委书记职务，建议由李子洲担任省委书记，与会者也表示赞同。但子洲认为，作为一个党的干部，职务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要为党多做工作，何况当前正值危急之时，应以团结为重。他耐心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仍选耿炳光任省委书记，子洲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军委书记。

    此期间，子洲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筹划在陕西地区举行武装起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0月，“八七”会议的精神和陕西省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传到陕北清涧、绥德、宜川等地。这些地区的部队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准备起义。在这之前，军阀井岳秀在榆林暗杀了同情革命的十一旅旅长石谦，并命令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李象九营从清涧开赴延安，谢子长连从安定开赴宜川接防，阴谋乘机分而歼之。这便成为清涧起义的导火线。在陕北驻防的石谦部地下党员李象九、谢子长和省委派往陕北巡视工作的唐澍、白乐亭等知悉上述情况后，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并将情况汇报省委。主持省委军委工作的李子洲指示：敌人企图借整编、接防之机，消灭我李、谢部队，我李、谢部队不能坐以待毙，应立即行动，开始暴动。还指示绥德、延安的党组织应派党员去李象九部加强党的力量。根据省委和子洲的指示，成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陕北军事委员会（书记唐澍）。10月12日晚，清涧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由清涧南下，激战数日，于15日进抵宜川城郊，与延川的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但这时，部队领导人对起义胜利后的行动方针发生了分歧，部队因而滞留宜川，派唐澍去省委汇报。为援助起义部队，子洲代表省委决定派许权中旅和我党掌握的甄寿珊师一部北上，与起义部队会合，在延安、宜川一带建立陕北军事根据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同时，派唐澍、阎揆要、白志强等到宜川整顿部队。但当唐澍离开宜川后，敌人发动进攻，起义失败。

    清涧起义后，子洲和省委其他领导人又精心组织筹划了在渭华等地的武装起义。子洲亲自做起义的部署工作，调整军事力量，还主持召开会议，为起义进行紧张的准备。

    1927年 10月，子洲和省委秘书长刘继曾共同为省委起草了《第五号通告》，指出目前陕西的任务不仅“要做反冯（玉祥）的宣传与鼓动，而且要积极的做倒冯的组织”工作。要求在农村“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在战争中夺取炮弹武装自己”，发动农民“抗粮、抗捐、抗税”，进而“领导农民夺取政权”，实现“一切政权归农会”。此后，子洲等还连续主持召开了多次省委会议，具体筹划起义的部署问题。12月7日，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和审查《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等文件。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错误意见，省委书记耿炳光认为西北农民落后，反对举行武装起义；而省委常委兼团省委书记张金印（即张慕陶）则忽视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主张在全省各地无条件地立即举行武装暴动，成立苏维埃。子洲向大家讲述了全国形势，分析了当时陕西敌我情况及在陕西进行武装暴动的有利因素和客观条件，要大家充分做好思想准备，并对耿炳光、张金印的意见作了详细分析，对他们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批评。他综合多数与会者的正确意见，重新修改了《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要积极地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并提出在打入国民党省党部的我党党员中建立地下党团组织，利用矛盾，分化、打击敌人。

    1928年1月5日，子洲参加了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部署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改组省委，撤销耿炳光的省委书记职务，选举潘自力任省委书记（2月，潘去中央开会，由子洲代理省委书记）。会后，子洲又为省委起草了第二十六号通告，指示全省各地党组织应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根据自然、政治和经济状况，将全省划为关中、陕南、陕北三个地区，尤以关中之渭华地区为暴动的重点区域，要求各区互通情况，协同动作，灵活地指挥各区的游击战争。

    此时，渭华地区首先行动，举行武装起义。为配合渭华的起义，子洲代表省委相继派出刘志丹、廉益民、吴浩然、唐澍、谢子长等去距渭华不远的商洛山区，到我党领导的许权中旅担任重要工作，并从地方上抽调了许多党、团员充实许旅力量；又多次指示许旅应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之际，相机起义。

    3月，潘自力从上海回陕，带回党中央批准的陕西省委关于渭华等地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3月22日，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由子洲起草的《目前行动大纲》，划定临撞、渭南、华县、华阴为陕东暴动区，成立了由刘继曾、李大章、萧明等组成的起义领导机关——中共陕东特派委员会。这时，陕军李虎臣部趁冯玉祥部主力离陕之机，发动了反冯战争，除大部兵力围攻西安冯军宋哲元部外，又调动许权中旅进攻潼关。形势吃紧，部队何去何从？许旅内部意见不一，亟待省委决策。子洲、自力当机力断，指示许旅应摆脱李虎臣控制，迅速起义。据此，刘志丹、唐澍、许权中于5月上旬先后率部撤离潼关，开赴华县高塘镇，与渭南崇凝镇农民武装相结合，发动了著名的渭华暴动，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并在渭华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子洲参与组织领导的清涧、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给予了英勇的反击，加深和扩大了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为革命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骨干力量，也为刘志丹、谢子长等后来建立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1929年1月底，青年团陕西省委书记马云藩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李子洲和省委其他领导人，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2月2日深夜，子洲和党团省委的其他负责人刘继曾、徐梦周、李大章、刘映胜等先后被捕，关进西安市西华门敌军事裁判处看守所。

    敌人抓到李子洲等省委负责人后，对他们采取了种种威逼利诱的卑劣手段，梦想从他们身上捞到我党的重要机密。2月3日，敌军事裁判处萧振瀛审问李子洲。李子洲立场坚定，英勇不屈，使萧振瀛一无所获，只好草草收场。

    回到牢房，子洲和刘继曾分析研究面临的情况，感到可能会有叛徒出卖，决定加强对被捕党员的教育工作，密切注意狱中党员的表现，并对开始动摇的一些党员，进行耐心说服教育工作，要他们经得起考验；对一些行迹可疑的人，则提高警惕。几天后，敌人又审问子洲，要他供出渭华暴动中党的活动情况和党的文件藏在哪里？继而恫吓，扬言要施以毒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敌人仍然无法从他口中得到半点党的机密。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约在子洲入狱一个月后，萧振瀛命卫兵一律卸掉狱中政治犯的脚镣。在生活待遇上，也特别“关心”，妄图用“软化”的手段来劝子洲屈服。伪陕西省府主席宋哲元还在萧振瀛等陪同下，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来“看望”狱中的政治犯。宋哲元说：“李先生，你好！我来看望你们了！”子洲冷冷地回答了一句“谢谢！”宋哲元又问：“李先生，你相信什么主义呀！”子洲昂然答道：“我相信列宁主义！”宋哲元又以威胁的口吻问：“李先生你怕死不怕死？”子洲巧妙地回答说：“古人言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嘛！”宋哲元继而又说：“我如果把你释放了，你还干不干共产党的事！”子洲坦然地回答：“你们是不会释放我的！”宋哲元束手无策，半晌说不出话来。

    敌人的软硬兼施全落空了，而后又采取了所谓“攻心战术”。他们给狱中每个政治犯发一本《三民主义》的小册子，指定由子洲讲解。子洲把敌人的“教诲室”当讲坛，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他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赞颂孙中山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实践，讲解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镇压人民革命的罪恶勾当。过后不久，敌看守所长又威逼所有政治犯写一份为国民党蒋介石歌功颂德的“效忠书”。子洲团结狱中难友，坚决地顶了回去。敌人又别有用心地胁迫政治犯写详细自传，子洲又一次予以拒绝。敌人无计可施，又重新给他带上沉重的脚镣，生活上也百般虐待。

    这时已是春末夏初，牢房里阴暗潮湿，加上粪便的腥臭，苍蝇、跳蚤、臭虫的活动，终夜不得人睡。子洲人狱前就已积劳成疾，此时胃病更加严重，随后又患伤寒，继而转发肺病，身体越发消瘦下去。狱中同志心里非常难过，多次劝他用“济难会”（狱外党救济受迫害的同志的秘密组织）的经费买些滋补药品，子洲都婉言谢绝了。在敌人的折磨和摧残下，子洲病已垂危，狱中同志联名上书反动当局，强烈要求给子洲卸镣。当局不予理睬。直到子洲病逝前几天，敌人才派来卫兵卸镣。子洲愤怒地说了一声：“不用了！”

    在狱中，子洲曾通过看守和狱外友好人士的帮助，给在家乡的妹妹登岳写信，表示：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

    6月，天气逐渐炎热，牢房里闷得透不过气来。子洲的病情愈益恶化，虽经友人韩兆鹗请名医王志蔚治疗，难友精心护理，仍不能好转，1929年6月18日，子洲不幸病逝狱中，时年37岁。

    为了缅怀先烈，纪念李子洲，1941年5月，中共绥德地委在子洲的家乡绥德县城建立了纪念碑。1942年9月，将绥德县立图书馆更名为子洲图书馆，毛泽东、朱德亲笔题字，给予子洲以很高的评价。194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在绥德西川及附近地区，新辟子洲县，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