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文同志简介

 

 

 

安  子  文

 

    安子文（1909～1980），原名安志瀚。字浩然，子洲县双湖峪镇人。原中共八、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长。

 

    安子文的父亲安庆云是前清秀才，民国年间曾任陕西省议员，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乡绅。安子文童年时，家有耕地回响，还经营一一个杂货铺。他12岁时父亲病故，家业无人经营，杂货铺很快倒闭，耕地逐年变卖，到后来几乎全靠借贷度日。

 

    安子文七岁进人村塾读书，第二年转入绥德县城初级小学就读。1921年春，他又和大弟安志铭一起，来到米脂县，借住于外祖母家中，在县城的高级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绥德师范。1924年，共产党员李子洲出任该校校长。他聘请杨明轩、王思廷、田伯英三人分任教导主任、国文教员和英文教员。校内革命空气愈来愈浓。在这些老师的教育、指引下，安子文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向导》等书刊，思想觉悟大有提高，很快加人了革命团体 “共进社”。是年冬从绥德师范毕业后，年仅15岁的安子文告别故乡来到北京，后去河南报考由共产党员刘天章担任队长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学兵队。因年龄太小，未被录取，遂到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1925年五卅运动中，安子文受共产党员王敬臣的指派上街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事后，他被勒令退学，只得重返北京。住在吉安所左巷六号“共进社”机关内。6月7日，经蔡振德、王懋廷介绍，他加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这时，他考进了京兆高中，一面读书，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 3月18日，安子文参加了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在大沽口炮轰国民军的示威游行。

 

    1926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查封了“共进社”机关，安子文也被抓了起来。10月安子文被取保释放，组织上为了防止意外，决定让他离开北京。

 

    1927年1月，安子文回到西安。先在民国日报社担任发行工作；后来，中共陕西省委又把他派到冯玉祥部队第三路军第十九师（师长吉鸿昌，进步人士）担任政治处副处长。同年6月，武汉北伐军和冯玉样部队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公开同蒋、汪合流反共。冯玉祥提出要“礼送共产党出境”。一天深夜，吉鸿昌获悉有人来抓安子文的消息，赶忙跑去送信，并赠送银洋二百元作为路费，劝安子文快走。安子文立刻离开了第三路军，但未能走脱，被抓回送进了冯玉祥在开封专为共产党人办的“训练班”。由于吉鸿昌从中说情，安子文被放出 “训练班”，又留在第三路军政治部工作。这时，党在第三路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大都被“礼送出境”，党组织通过宣侠父，委托安子文担任了第三路军中党的领导工作，不久，他又被冯玉祥的军法处逮捕关押，获释后便离开了冯玉祥部队。

 

    1927年12月，安子文到开封向中共河南省委汇报了他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情况，河南省委正式决定安子文由团转党，并分配他担任省委交通科长。

 

    1928年3月，由于叛徒告密，党的开封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市委的许多领导人被捕。安子文因住在市委机关的附近，也被株连逮捕。他们先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审讯，后来案子移交河南省高等法院，安子文等被投入开封第一监狱。

 

    安子文是作为嫌疑犯被逮捕的。他在狱中用的是假名字，编的是假日供。加之他到开封工作的时间不长，很多人包括叛徒在内都不认识他。因此敌人只判了他11个月徒刑，而且在狱中也自由一些。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安子文主动担负起狱中“交通”任务。监狱中一些共产党员创办的《狱灯》、《镣声》两种手写的小纸头上的“刊物”，经过他的巧妙传递，得以在各监号的共产党员中间秘密传阅。

 

    不久，开封第一监狱因为犯人急江省加，另外又开辟了一个分院，安子文被送进分院关押。后来，由于狱外党组织的营救，也由于蒋冯大战中韩复榘倒戈，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子文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释放出狱。

 

    安子文出狱后，1929年秋天，组织上安排他到上海担任了党中央的交通，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为党传递文件，护送党的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他曾于1930年春护送任弼时夫妇到汉口，1930年4月护送周逸群、段德昌等从洪湖苏区回上海党中央机关，还亲自去洪湖苏区送过阻截敌人军火的情报。

 

    1930年8月，安子文按照党中央批示到了天津，北方局书记贺昌留他在北方局担任交通科长。10月，北方局经过反复查证核实，掌握了原天津河北区委负责人李纯已经叛变投敌的确凿证据。这时，李纯表面上仍然伪装为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被敌人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的侦缉队副队长，成了北方局和天津市党组织的最大威胁。为了铲除这个祸害，贺昌决定由安子文负责惩处叛徒。安子文受命后，和天津市委书记童长荣领导党的地下武装人员，在万国桥（现称胜利桥）的桥头将李纯干掉了。

 

    1931年1月，安子文担任顺直省委的秘书长。不久，党中央调他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这时，叛徒张开运来天津担任了国民党警察局的侦缉队长。顺直省委要求安子文在离开天津前负责完成这项除奸任务。

 

    但是，敌人于 3月的一天先下手了。那天，安子文带着一个同志到顺直省委在法租界设立的一个以“垦野公司”作招牌的机关里去处理公事。哪知这个机关已被敌人发现，安子文一进门就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关进了天津监狱。

 

    1931年6月，安子文和周仲英等政治犯从天津被押送北平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冬季又转送到草岚子监狱。草岚子监狱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反省政策”。为了对付敌人这种”感化”广诱降”的恶毒手段，领导狱中的共产党员坚持斗争，狱中建立了党支部，安子文担任党支部委员。

 

    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安子文等发动全体政治犯进行了一次争自由的斗争。结果使刑重者被酌情减刑，有十多个判了刑的犯人被释放出狱，并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玩弄“大赦令”的骗局。其后，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开展了革命气节教育，提出了“红旗出狱”的口号，还把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警句作为狱中的共产党员的座右铭，要求党员在漫长的岁月里接受各种考验和磨练。针对监狱当局在推行“反省政策”时采取的所谓请法官讲课、请牧师说教布道和强迫政治犯写“反省”文章等措施，狱中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与敌人斗智斗勇，进行了巧妙而有效的抵制。以后，狱中党支部还多次发动改善生活和反对虐待的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1933年冬，何应钦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军法处接管了草岚子监狱。反动派为了逼迫草岚子监狱中的政治犯自首投降，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定期“审查”，规定凡反省自首者，履行出狱手续；登了“反共”启事的，就释放出狱；而三次“审查”还不反省的就枪毙。面对这种形势，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一大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毫不畏惧。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抗日有理，无过可悔。”使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经过狱中党支部研究，决定进行一次绝食斗争以粉碎敌人对政治犯施加的种种压力。1934年12月19日，安子文和薄一波、殷鉴、刘澜涛、杨献珍等61名政治犯开始绝食。他们用顽强的革命意志绝食七天，迫使敌人答应了改善伙食，允许订报、买书，每天放风三次（每次一小时）的条件。 “定期审查”的失败和政治犯绝食斗争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气恼。1935年6月初，反动当局派宪兵三团进驻监狱，狱中党支部的一些活动还是被宪兵三团发现了。于是，主管监狱的宪兵三团团副向南京呈报，把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刘锡五、胡锡奎、张单、董天知、张振胜、韩钧、张友清、杨献珍等12个同志判处死刑。

 

    华北事变后，日寇攫取了我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宪兵三团离开了北平，安子文等12人才幸免遭难。

 

    1936年春，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鉴于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向中央请示，准备让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五六十名党的重要干部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党中央书记处经过讨论，由张闻天代表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请示报告，并指示北平党组织贯彻执行。同年秋，安子文和殷鉴、薄一波、刘澜涛等52位同志按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分九批相继出狱。他们出狱后立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走上北方局指定的工作岗位，投入了火热的斗争。

 

    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安子文出狱后以北平53中学教师为掩护职业，担任北平市委的组织部长。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和市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西安事变之后，安子文接替黄敬兼管领导北平学委的工作。这期间，他和学委书记蒋南翔等一起，经常研究学联的工作；采取各种形式，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短短的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学生运动骨于中吸收了二三百名党员。同时，他们还组织学生对宋哲元、何基沣以及国民党二十九军官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使他们采取了抗日的立场。

 

    1937年4月，经孔祥祯介绍，他和山西籍著名民主战士刘少白（抗战开始后经王若飞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秘密党员）的次女刘竞雄结婚。刘竟雄当时就担负起了掩护地下党工作的任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敌手。这时，作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的安子文，首先让市委机关和其他单位的同志撤退，然后自己才离开北平，到天津爬上一列货车，途经德州济南、徐州，又折向郑州、石家庄，辗转到达太原，向刚由平津地区迁到太原的中共北方局报到。北方局把安子文留在组织部工作，很快又派他和几个同志去临汾建立后方，以便一旦太原失守之后，把北方局搬到那里。安子文在临汾县刘封镇找到办公地点后，又解决了生活供应中的许多棘手问题，为北方局迁到临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还在太原失守前夕，曾经和安子文等一起坚持过狱中斗争的薄一波，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通过统战关系，担任了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兼保安司令，管辖沁县、沁源、安泽等13县。

 

    为了完成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刘少奇特地找安子文谈话，让他随同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到沁县协助薄一波开展工作。

 

    1937年12月底，安子文转赴晋察冀区，担任太岳区工委书记，领导白（圭）晋（城）路以西，同蒲路以东，平遥、介休以南，曲（沃）高（平）公路以北广大地区党的工作。从此，安子文就参加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活动。

 

    1938年初，太岳工委正式归属中共晋冀豫省委领导，安子文任晋冀豫省委委员、统战部长，并继续兼任太岳工委书记。他根据晋冀豫省委二月会议精神，协助薄一波在太岳山区抓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工作队在各地由下而上地建立了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使发动起来的群众有了组织上的依托。从此，太岳区“抗战动员”的热潮日趋高涨。这个时期，安子文还对阎锡山以及太岳区境内国民党驻军的高级将领冯钦哉、高桂滋、刘勘、武士敏等人进行了统战工作，力争团结尽量多的军队和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斗争。

 

    1938年3月，朱德、彭德怀、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经安泽、屯留，进驻沁县。安子文经常向他们请示和汇报工作，协助薄一波进行统战工作和通过实行合理负担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4月，日军集中了3万多兵力，向太岳和太行发动了第一次“九路围攻”。安子文和薄一波按照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通过党政军系统和群众救国团体进行了反“围攻”的一系列准备工作。由于地方上做了充分的支前准备工作，八路军、决死队和部分爱国的国民党军队经过20多天的奋战，歼敌4000多人，收复了晋东南的18座县城，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6月，安子文出席了中共晋冀豫省委在沁县古城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朱德、彭德怀的参加指导下，经过20多天的讨论，通过了《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即“六月决定”），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发展党员与开展群众工作，开展游击战，把晋冀豫边区建设成为坚强巩固的根据地。

 

    按照“六月决定”，安子文在太岳区狠抓了党的建设。到1938年10月时，太岳区已先后建立了沁县广源、长子、屯留、平遥五个县委，还建立了安泽和介休两个县的领导机关，对浮山也建立了党的领导关系。全区建立了260多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840人。这时，太岳工委奉命改称太岳特委，安子文为特委书记。

 

    1939年1月，太岳特委又改称太岳地委，安子文担任地委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太岳地委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和贯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使全区的党组织遵循党的正确路线，更加巩固和健康地向前发展。

 

    7月，日本侵略者集中重兵，对太岳和太行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安子文和薄一波率领太岳地委和决死一纵队领导机关由沁县转移到沁源。从此，沁源就成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投降逆流愈演愈烈。山西的局势更加紧张。安子文除了协助薄一波的工作之外，还于11月间主持召开了太岳地区党的代表大会。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广泛持久的反投降运动”，坚决反对和彻底粉碎反共投降逆流。由于安子文和薄一波领导太岳军民做了以上防变的准备工作，所以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时，尽管太岳区境内也有一些反共顽固分子蠢蠢欲动，但抗日政权和抗日军队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太岳抗日根据地一直巍然屹立。

 

    1940年1月，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派遣陈赓率领八路军三八六旅开进太岳区。太岳地委升格为太岳区党委。安子文为书记，薄一波和陈赓也参加了区党委的领导工作。区党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整党运动，清除了一批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处理了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纯洁了党的组织，使全党同志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安子文把沁源县绵上村民兵药彦明空手杀敌夺枪的英雄事迹作为典型，广泛地进行宣传。并召开群众大会，奖给药彦明一支手枪。号召大家像药彦明那样“拼死命、换活命”英勇斗争，克敌制胜。药彦明这面群众武装斗争的旗帜，鼓舞了太岳区的广大群众。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自动报名当民兵，他们以石雷和刀矛土枪为武器，为保卫家乡、保卫根据地勇敢杀敌。

 

    1941年和1942年，由于水旱灾害严重，太岳区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安子文和陈赓等在群众中大力提倡生产救灾和互助互济，领导全区人民，用实行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优待军烈属以及精兵简政和节衣缩食的措施来渡过难关。安子文和高扬文深入到沁县等游击区村庄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在敌占区和游击区采取符合当时敌我斗争形势的“两面政权”的策略。“拖延中有‘维持’，‘维持’中有拖延。”敷敷衍衍，虚与周旋，一旦时机成熟，就立刻把日军的据点连根拔除。安子文提出这些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对敌斗争策略，不仅很容易为群众接受，而且实行起来大见成效，因此得到了北方局领导同志的赞赏。刘少奇赴延安途经太岳区时，在听取了汇报后，明确地指出：“这种两面政策，实际上就是使用合法的形式向敌人进行斗争。合法斗争即两面政策，两个术语的含义是相同的。”

 

    从1942年开始，太岳区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安子文根据毛泽东的整风报告和太岳区党内的实际情况，于4月27日在《太岳日报》上发表了《改造我们的作风》。文章列举“三风”在太岳区的种种表现，批评了一些同志对整风运动存在的模糊认识，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对整风文件要“细嚼烂咽，化为血肉，并与检查自己各方面的工作结成一气，真正地掌握这个改造工作、改造自己的武器”。7月，在安子文的主持下，太岳区党委制定了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并在各系统的各级干部中进行了思想动员。从8月开始，整风运动就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了。

 

    1942年10月，日军分兵七路“扫荡”太岳区，占领了沁源县城，并且扬言说他们要在这里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安子文和薄一波、陈赓等分析了沁源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他们决定，沁源的对敌斗争采取“围困战”的战术，要断其路、绝其粮，强迫敌人撤走。于是，沁源县成立了围困指挥部，以八路军蔡爱卿团的参谋长李懋之为总指挥，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为政委。他们把沁源县城和“二沁”（沁县至沁源）大道两旁23个村镇的居民有组织地疏散到群山之中，造成了一个长约百里、横宽10里的困敌区。就这样，沁源的8万军民把敌人围困了两年半，终于迫使敌人于1945年4月从沁源撤走。这就是抗日战争中有名的“沁源围困战”。

 

    1943年春，安子文奉调离开太岳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杨家岭养病二三个月后，于7月担任了中央党校二部的副主任，协助张鼎丞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党校二部的学员绝大影分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县。团级干部。这些学员入学时，康生搞的那个“抢救运动”正在延安的许多机关单位推行。安子文和张鼎丞等二部领导同志一起，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二部学员的政治状况，决定在二部不搞“抢救运动”，对需要审查的少数学员在政治上、生活上也一视同仁，不但不歧视打击，还鼓励他们积极地配合组织把问题搞清楚。后来的事实证明，党校二部的审干工作，完全符合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毛泽东提名，安子文担任了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于8月17日去组织部报到上班。一个月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被派往东北工作，于是安子文主持了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直接受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领导。从这个时候起，安子文除一度担任过中央党校教育长外，一直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

 

    安子文初到中央组织部，就接受了选拔干部随同主力部队去东北开展工作的任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一起圆满地完成了调派2万名干部赴东北工作的任务。

 

    1947年3月，国民党进犯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同时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安子文被任命为工委的秘书长。他随同刘少奇和朱德离开陕北，经过晋西北到达河北省建屏县（解放后并入平山县）西柏坡一带。

 

    1947年下半年，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去接收新开辟的解放区。这个选调干部的任务又一次落在了安子文的肩上。他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和华北各解放区的组织部门一起，很短的时间内就先后派遣了5万名干部南下到新区工作。

 

    在革命战争向前推进的同时，各个解放区都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为了取得指导全国土改和整党的实际经验，中央工委决定由安子文负责，组织两个以中央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工作团，分别在平山、建屏两县开展土改和整党工作。安子文也亲自参加了建屏县南庄村的土改、整党工作。土改初期，建屏和平山都一度出现过乱斗乱打的“左”倾偏向。后来，安子文经过深人的调查研究，和建屏县委书记钱俊瑞一起向中央工委提出了采取“抽补调剂”的办法来分配土地的建议。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安子文作为中央工委的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

 

    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思想进步又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干部。安子文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在城南庄成立了干部训练班，对刚刚吸收进革命队伍的石家庄、保定一带的进步知识分子，进行短期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后，派赴各地补充干部队伍。

 

    1949年3月，安子文列席了党中央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安子文随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他和中央组织部的其他同志一起，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9月21日，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初期，安子文在担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部长仍由彭真兼任）的同时，还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朱德为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和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委员。

 

    安子文调配干部始终贯彻党的任人为贤的干部路线，他常常强调“在党内一定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上上下下都要讲真话”。

 

    安子文是反对对干部求全责备的，他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考察干部不能搞形而上学。我们每天都会说错话、做错事。”他主张考察干部要看主流，看基本的方面，即使是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也要给他们留下改正错误的机会。在他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成了“学员的家”、“干部的家”。

 

    为了搞好执政党的建设，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一起分析了建国初期党的状况，于1950年3月向党中央提出了召开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建议。1951年3月，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决定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党员标准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

 

    1952年初，安子文担任中央“三反”、“五反”运动办公室主任。“三反”运动和整党结合进行，要求按照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编印了大批整党文件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小册子。同时，他还常常深人到各机关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整党运动中的新动向、新问题。1953年1月10日，安子文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于部学习会上作了《为消除党组织内的消极的不健康的现象而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肯定了党内积极的健康的因素是基本的、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事实；接着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党组织内的消极的和不健康的现象。这个报告经毛泽东指示印成小册子发行全国，对整顿党的作风起了很大作用。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仍然主持组织部的日常工作。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安子文又按照中央指示，选调优秀干部加强工业战线。在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努力下，中央组织部前后向工业战线输送了16万名干部，其中为165项重点工程输送的领导干部就有3000多名。这就为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地创造了干部条件。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还选调了一大批干部加强文教战线，对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9月，安子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冬，安子文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安子文十分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1956年1月，他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专门作了发展知识分子人党的报告，其后又主持制定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要求各级党委提高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采取切实措施，从思想上和工作上克服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好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许多长期以来一直为党的事业而勤勤恳恳地奋斗的知识界知名人士，如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钱伟长等，都由中央组织部请示党中央批准，光荣地参加了党的组织。

 

    安子文一直保持着延安时期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从没有要求过什么特殊照顾。安子文的专用汽车，家里人是不能随便坐上办私事的。就连眼睛高度近视的刘竞雄要单独外出看病，也是去挤公共汽车的。安子文严守纪律、严以律己、严格要求亲属子女的模范行动，受到了周围人的尊敬，毛泽东也多次赞扬他很能“克己”。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安子文就被“罢官”、“监护”批斗。1966年9月康生在安子文专案组成立会上曾说：安子文“这个人起码是叛徒、黑帮、特嫌”。接着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

 

    1967年4月，江青、康生发现把刘少奇打成叛徒的材料不足，就急忙派专案人员找安子文谈话，说：“现在有件头等功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子文轻蔑地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刘少奇有叛变行为。”他还幽默地说：“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我现在不想去钓鱼台，也不想见康生。”

 

    1967年10月25日，康生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大会上说：“安子文不仅仅是个叛徒，安子文手里有电台。” “他是不是利用组织部长职务进行现行特务活动？”就这样，康生又制造了一起所谓“特务电台发报案”，将安子文打成了“特务”，并于1968年1月21日将安子文正式逮捕，戴上手铐投进了秦城监狱。这样做了以后康生仍不罢休，他们又造谣说1955年刘少奇曾指使安子文秘密销毁了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档案。于是，一个纯系凭空制造的“销毁敌伪档案”的罪名又加到了安子文的头上。面对残酷迫害，安子文始终坚贞不屈。在一次由专案组布置的追问“销毁敌伪档案”的群众大会上，他一连喊出了18个“没有”。

 

    安子文备受摧残虐待，被打掉了两颗牙齿，但从未讲过一句违心的话。面对手提镣铐的暴徒，他冷笑着说：“军阀和国民党的刑具我见过，敌人的监狱我住过四次。手铐脚镣你们给我戴吧。可手铐脚镣对我是不起作用的，不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这样讲，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还是这样讲。”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宁折不弯的品格，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1975年5月24日，安子文被赶出北京，“下放”到安徽省淮南市。

 

    当他听到刘少奇早逝的消息，禁不住痛哭失声。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安子文曾数日不思饮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所谓“61人案”、 “销毁敌伪档案案”和“特务电台发报案”等重大冤案予以彻底平反。不久，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1979年3月22日，安子文身患不治之症后，仍然以惊人的毅力，继续进行着对党有益的工作。

 

    1980年5月下旬，安子文病情恶化。他口述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建议把靠造反起家钻进中央领导岗位的人清除出去。口述完毕后，他以最大的毅力，用左手托住已经近乎完全萎缩的右臂，在信末尾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写的三个字：“安子文”。向党中央交出了又一份优秀的答卷。

 

    此后不久，胡耀邦和彭真先后去探望安子文。他向他们建议说：“不要再考虑他为十二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让真正优秀可靠的、能够为党做更多工作的、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要教育干部，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要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管理、教育和监督。”

 

    1980年 6月25日，安子文病逝于北京。

 

    1980年7月12日，党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了安子文的追悼大会。胡耀邦在悼词中指出：“安子文同志的70年岁月中，有55年是同我们党的事业连在一起的。他是我们党杰出的组织活动家。”这是党中央对安子文一生的恰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