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贺晋年将军

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贺晋年将军

一、个人纪略

1.个人简介

贺晋年(1910.10-2003.05)，男，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贺家湾人，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原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正大军区职待遇）。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副大队长、一支队政委、总指挥部参谋长、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军长等职，率部参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开辟和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团长、旅长兼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固守黄河防线、反国民党顽固派磨擦滋扰的斗争和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江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赣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他创建了我军第一支骑兵纵队和第十一纵队，率部参加了东北夏季攻势、冬季攻势和辽沈、平津、解放江南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同时兼任防空、卫戍、装甲兵部队司令员和中朝联合铁道运输指挥部司令员，为东北军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功勋。他1957年任装甲兵副司令员，主持了我国第一代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的研制工作，为建设人民装甲兵做出了重要贡献。
　　贺晋年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贺晋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2.个人履历

1910-1929年

1910年10月1日生，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王家湾镇贺家湾村人。

1924年考入瓦窑堡高小，并开始参加当时的民主革命运动。

1927年考取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

192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起，先后被派往陕西、甘肃的国民党军阀部队中做兵运工作。

1932-1949年

1932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3支队，后任陕甘游击队支队副支队长。后因部队失败，到兰州公安局工作，1933年2月参加兰州水北门暴动。同年10月到安定，任中共安定北区区委书记。

1934年起任红军陕北游击队第3支队骑兵大队副大队长。同年4月至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第1支队政治委员，7月至9月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参谋长。

同年9月至1935年1月任红军陕北独立师第1团团长（政委马佩勋）。所部与红26军42师会合后，参加了陕甘边第一次反“围剿”作战。

1935年1月至9月任陕北红军第27军第84师第1团团长。参加陕北苏区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

1935年11月至1936年5月任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1936年2月至5月任师党委委员。参加了崂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斗和东征、西征战役。

1936年5月入红军大学学习。1936年12月，任红二十七军军长。

1937年1月至7月任红27军军长、党委委员（政委王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团长，率部到三边地区剿匪，后到米脂守卫黄河河防。

1939年兼任三边军分区司令员。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至1941年11月）。

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1942年10月至1946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3旅旅长。同月至1945年12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边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1943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任中共三边地委书记，同时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任中共西北局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3旅兼三边警备司令员（至同年12月）。

1946年8月至1947年5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中共合江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指挥部队参加剿灭土匪谢文东、李华堂部的战斗。

1946年10月至12月兼任佳木斯卫戍司令部司令员。

1947年5月至8月任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纵队司令员、纵队党委书记，参加了四平战役。同年9月至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副司令员、纵队党委委员。

1948年1月至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后整编为第44军）副司令员、党委常委。

1948年3月至11月任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后改称第四野战军48军）司令员。

1949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军长、党委常委（政委陈仁麒）。率部参加了1947年东北秋季、冬季攻势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1949年4月至1950年7月任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党委常委兼第48军军长（至1950年4月），率部南下江西。

1949年8月至9月任江西赣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同年9月至1950年7月兼江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49年10月至1950年4月兼任赣西南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中共赣西南区党委常委。

1950-1979年

1950年5月调东北军区，1950年5月至1954年8月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50年7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1950年8月至1951年6月任东北军区干部总部代部长。

1950年9月至1951年8月任东北军区司令部机关党委书记。

1950年11月至1952年10月兼任东北军区党委副书记。

1952年10月至1954年8月兼党委常委。

1950年8月至1955年9月兼任东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

1950年10月至1953年1月任党委书记。

1950年12月至1954年8月任东北军区摩托装甲兵司令员。

1951年2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952年9月至1953年3月任东北军区直属队党委书记。

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3年5月至1954年7月兼任东北军区国防工程建设指挥部司令员。

1953年6月至1954年11月任党委书记。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参与组织抗美援朝的后方支援工作。兼任中朝联合铁道运输指挥部司令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1954年8月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毕业。

1957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分管科研、生产和后勤技术工作。

1957年10月起任装甲兵党委常务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

1972年10月至1982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

1975年8月至1982年9月任装甲兵党委常务委员。

1979年2月至1982年9月兼任装甲兵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3.个人作品

《深山剿匪记》（贺晋年回忆录 辽宁人民出版社）

 

《将军竹》（贺晋年画集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二、点燃心中的火种

1.家世沧桑

谁也无法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童年真正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只能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来描述一个人的“人之初”的生活。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些最初的日子，会对他的一生、他的性格，留下深刻的印记，也许还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

贺晋年的童年，家境还算是过得去的。他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大号贺名扬。

贺名扬原有兄弟五个，他是最小的疙瘩。贺氏家庭里有位孤老，为了承袭这一支脉的香火，贺名扬便过继给他。这位养父是陕北这一带头缠羊肚子毛巾、手执放羊铲，在黄土高坡上与羊群为伍的老羊倌，穷得叮当响，所以连媳妇也娶不起。有了继子贺名扬，老羊倌暗自发了狠心，拼死拼活，省吃俭用，非让贺名扬把名扬起来不可。他在放羊时，随手拾一些柴禾,找时间挑到集镇上去卖。硬是把这些拿血汗换来的铜眼钱，用麻绳一个个串起来，供贺名扬去念书。后来送他到延安府居然考中了秀才。这下日子便好过多了，贺名扬不仅娶上了媳妇，并且当上了民国的区长。家里新打上五孔窑洞，养下个女儿和六个儿子。祖父老羊倌苦挣了一辈子，如今静卧在黄土坡上，望着这兴旺的一代怎样繁衍下去。

贺名扬置下了几垧薄田，单靠这怕填不满眼下上十口转眼就是十几口或几十口人的肚子，便在离贺家湾不远的山沟里与人合伙挖了一眼煤井。如今清涧的石板有了，瓦窑堡的炭也有了，这日子眼看能过得红火。为了能延续下去，贺名扬凭自己的经验，不能让孩子们当睁眼瞎，这书是非念不可的。无奈他自己被经济活拴住了，还有区长的公事，亲自执教不行，便想起离贺家湾十儿里有个王家沟。那里也有个姓王的秀才，原先办了个私塾，到民国后，兼教一些新学。除了“人之初,性本善”，还有“人手口刀尺”，珠算、笔算，加减乘除都教得。把孩子送到这个处所，打下了基础，赶明儿到瓦窑堡去读高小，甚至到绥德更高的学府去“留洋”，也不是不可能的。绥德地处陕北中心，宁夏来的毛皮，三边的甘草和盐池的盐，还有山西那边渡河过来的洋货，都在这里集散；也有贩卖鸦片烟的，一帮一帮用武装保镖，叫作烟客…总之,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洋的土的,无所不有。别看陕北偏僻，有黄河这条通道，河北、山西传过来的消息，比走南边西安、延安传来的还快。所以从山沟里能到缓德去上学，山里人就美称为跟“留洋”差不多。

老大是个女孩，贺名扬决心把老二和老三先送到王家沟的学堂里去。那时贺晋年年岁尚小，便留在家里。8月里赶骡马大会，贺名扬从集上买回来一匹马，一可耕地，二可驮炭；谁料想还派上第三个用场一变成了贺晋年的坐骑。贺晋年从小天不怕，地不怕，还爱打抱不平。那坐骑没备鞍子，他跳上光背，揪住鬃毛，赤溜溜便跑出去上十里地，摔下来从不哼声。俗话说，熟能生巧，这匹马竟让他治得服服帖帖的。贺名扬在挖炭时结识了一个同行，两人指腹为婚，给没出生的贺晋年说了门亲事。对方生下来碰巧是个女的，比贺晋年小不了多少。讲这些，说明贺名扬从小想把贺晋年拴在身边。民问有句俗话，从儿辈排行来看，“老大傻,老二滑，老三精…”人们爱称老三为“鬼精三”。这个绰号虽未曾明明白白地加在贺晋年的头上，因为他是老三，当面、背后大家都是这样看待他的。他的大哥倒也不傻，二哥也不滑，不过书都没念下来。大哥贺鹤年十四五岁的时候，父亲贺名扬便一病不起，得的是肺病。在旧社会这病是没治的，不久便去世了。母亲不会管家，拉扯着七个孩子，家庭经济情况逐渐衰落。大哥书没念成，却迷上了山西梆子，如今没有父亲管束，索性跟了一个戏班子过黄河到山西去了。二哥过继给瓦窑堡一个种果园的高姓人家。但父亲的遗志总要有人继承，这念书的重担便落在贺晋年的头上。弟弟们年纪尚小，就留在家里帮助母亲干活，勉强供贺晋年上学。还是王家沟那个半新不旧的学堂，体罚是王秀才拿手的本事。10岁的贺晋年，基本上还不大懂事，从小在家里骑马游山，无拘无束，一向散漫惯了，哪里受得这份打骂的管教他也曾想步两个哥哥的后尘，不读书了，干脆回家劳动。无奈母亲再三哀求，加上周围的人们都说“鬼精三”聪明，是块读书的料，主要还是母亲的强迫，说有家里人劳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把书念下来。他才耐着性子坐在王家沟学堂的板凳上。

王家沟离贺晋年的家贺家湾十几里，要越过无数的黄土梁子和小河沟。每个月他回家背一趟粮食，当伙食费又当学费。王家沟学堂坐落在半山坡上，依山挖了十几孔窑洞，白天里当教室，晚上把桌凳一并就是床。王秀才为了跟上时代的潮流，想让自己教出来的学生能考上瓦窑堡公家办的高小，他在学堂下面山沟里找了一块平地当操场，专门开设了体育课。贺晋年除了描红学字，扳着指头算算术，最开心的就是上体育课时，爬上操场旁的一棵大槐树，拿树上的断枝当马骑。他总忘不了父亲那年在骡马大会上买回的那匹马，要不是弟弟们要牵着它帮助母亲犁地，贺晋年真想骑着它上学。

晃五六年过去了，他在新学方面打下较好的基础，并且临颜帖写得一手好字。1925年，贺晋年已是十五六岁的大小伙子了。他考上了瓦窑堡的高级小学，终于走出了王家沟那个山旮旯。瓦窑堡离贺家湾有二三十里地，家里为了供他上学,把马也卖了。他每个月照例回家背一趟粮食，这里受大革命的影响，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贺晋年从山沟里走出来，心里像打开了一扇窗户，什么风儿都刮了进来。祖祖辈辈居住在黄土高坡上农民的苦况，他是十分熟悉的，因此，大革命中提出的一些口号，他很容易就接受下来。贺晋年顾不得回家背粮食，便寄居在二哥过继的高家果园里，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投身到农运和学运中去。

2.秀延河边

弯弯的秀延河从安定城边流过来，绕过瓦窑堡，经过杨家园子、马家坪，到清涧县境就是清涧河了，然后，又汇合几条小川，便直奔黄河而去。

瓦窑堡是安定县的一个大镇，很像绥德在陕北所处的位置；县城在它的西面，贺家湾在它的北面，距离都差不多远。

1925年,贺晋年到瓦窑堡上高小，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许多非常新鲜的、又是十分矛盾的纷繁复杂的现象，冲击着贺晋年刚刚开启的心灵之窗，影响着他初步形成的思想。那时候，他对共产党还不了解，天天接触的是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推行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学校课堂上讲的也是三民主义的公民课。贺晋年年岁稍大，没能参加学校里的儿童团，便集体加入了国民党，高举着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旗帜，走在学运、农运的行列里，到乡村里去，到矿井中去，扶助工农，宣传群众。

在这如火如茶的洗礼中，贺晋年同时经历着家庭和社会两种分裂的影响，产生了思想中最初的萌动。

大哥早已辍学在家，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同薛家合办的那口煤窑，他不善经营。二哥过继的瓦窑堡高家，家产比较殷实，除了有一个果园和一些水浇地外，在街上还有出售布匹、杂货的商店，因此把书本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贺晋年虽寄居在高家，很少能见到二哥的面。

社会上发生的许多现象，也慢慢使贺晋年不能理解。开始，那些有点知识的和穿上军装的人，嘴里喊着同样的口号，渐渐地在行动上却走向对立。在瓦窑堡过的第一个阴历年，正月十五闹花灯，榆林军阀井岳秀部队炮厂的高跷队在狭窄道上横冲直闯，迎面碰上老百姓的花灯队，上十张八仙桌子上由娃娃们扮演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八个人抬一张桌子，红红火火闯腾而来，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炮厂的丘八们，披着一身老虎皮，仗着踩高跷的技巧，硬往台桌上撞，同时还挥动着手里的家什朝人们打去。大家躲避都来不及，谁敢争个短长。这时却看见一个当官的，站在一处较高的位置上，大声喊道：“放规矩点!遵守秩序!”高跷队有人还想撒野，认识的便说：“算了吧,那是12连连长谢子长，咱们绕过去吧!

贺晋年在家里就听说安定县城里有个团总叫谢子长，别的团总作威作福，谢子长却专门为大家办好事。后来井岳秀手下的一位团长(后来升为旅长)慕名收编了他,那人就是石谦。没想到贺晋年到瓦窑堡来念书，正赶上谢子长带领12连回安定驻防。贺晋年在群众大会上听谢子长讲过话，觉得这人的言行同其他一些穿军装的人不一般，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和国民党究竟有些什么区别，那时也弄不明白，只知道喊的口号一样，做起来有的国民党跟谢子长差不多，有的却是两码事。共产党出头露面的没几个，可是群众中听从谢子长的却不少。他在安定办民团时就赢得了“谢青天”这个称号。

通过谢子长在安定办的几件事，贺晋年逐渐地懂得了一些道理。痛打税官薛国钧、斗争土豪劣绅宋应昌、马子厚、王玉书，为的是解除农民身上税款多如牛毛和高利贷盘剥的重负，并号召群众像毛泽东在南方那样组织农会，把收税权和其他权力夺过来。为了惩治安定县长贪污教育经费，谢子长动员瓦窑堡高小的儿童团斗争过他，让他可耻的真面目暴露无遗。后来，安定的农民协会办起来了，谢子长亲订了农会的章程。一时间，安定的许多农村都成立了儿童团、天足会。到处召开大会，减租减息，打击土豪劣绅。在一切行动中，谢子长都是带头人，因为他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专门为劳苦大众办事的。有的嘴里喊着拥护国民革命的人，大的如军阀井岳秀，小的像安定县长和税官薛国钧等，他们本身就是压迫穷苦百姓的，有的虽然也挂着国民党招牌，心眼里却仇恨着工农。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

在瓦窑堡不到三年的高小生活，的确使贺晋年开了不少眼界，长了不少见识。一方面在群众运动中，直接接受到中国大革命气息的熏陶，一方面仍未完全摆脱家庭的羁绊。1926年的冬天，,一个新的樊笼正在等待着他。

他的指腹为婚的对象，就是那位同他父亲合办煤窑的薛家女子，已经到了当时农村姑娘出嫁的年龄。贺晋年的母亲经常托人捎来口信，让他抽空回家完婚。贺晋年借口功课忙，同时还要到处去做宣传，死活也不肯回去。他心想，自己天天讲妇女解放，却去跟一个从未见面的小脚女人结婚，这算怎么回事？他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拼命读书，下决心考上绥德的师范学校，离开家走得远远的，就不会为这事心烦了。

谁知事情的发展总是教人难以预料。平常可以找个借口不回家,过年总得回去给母亲叩个头吧。1926年的寒假，贺晋年回到家里就被圈了起来。他下决心念书是母亲的眼泪促成的，他的婚姻也在母亲的哀求之下，让生米煮成了熟饭。那时，一个在思想上刚启蒙的农村青年，无法抗拒包办婚姻。父母之命难违，贺晋年便只好与薛家女子成婚。但不久薛家女子就不幸被鼠疫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却给贺晋年留下了一个后来也当上将军的儿子。婚后的贺晋年，仍把希望寄托在去绥德求学之上，他要把打开了的心灵之窗向中国、向全世界彻底敞开。

没料到接踵而至的是1927年乌云迷漫的春天。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冲击波，在无定河里也掀起了汹涌的巨浪。

3.无定河的波浪

1926年冬，贺晋年没等过完寒假就回到瓦窑堡。眼看还有半年就从高小毕业了，将来唯一的出路是继续升学。当时陕北的中学不多，榆林有所中学，全部自费，学生多是有钱人家子弟。延安四中开办稍晚，他听说绥德有个“四师”，革命空气很浓，传说学校里有许多教师都是共产党，当时陕北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若要强，扛钢枪；强上强，上学堂”。这“学堂”就是指“四师”。只有绥德第四师范比较理想，特别是李子洲任校长的那三年，这所学校在陕北就很有点名气了。另外，只要能考上，每个学生可从本县得到20多元现大洋的补助，自己再筹措十几块钱，一年的学杂费也将就够用了。贺晋年下决心要考上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所以，1927年暑假他从瓦窑堡高小一毕业，便到缓德去念第四师范的补习班，准备秋季报考。

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影响已经波及到陕北了。贺晋年在补习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天气已经很热了。大约在8月的一天，井岳秀手下的一名旅长叫刘润民的，当着校长常汉三的面，命令士兵进行搜查，还叫他把学生集合起来，在学校院子里站好队。时值暑假，学生们都回家了，只有补习班的一帮人，疏疏落落地列成几行。士兵们把从图书馆、教职工宿舍和教室里搜到的一些书报刊物，凡是带“共”字的，什么《共产主义ABC》、上海的《向导》报、鲁迅的小说文章《呐喊》、《彷徨》等，在院子当中堆成一座小山，然后点着火。刘润民站在熊熊的大火旁发表了训话。

刘润民说：“兄弟是奉上司命令来跟大家见面的。现在国共分家，蒋总司令在国民党里要清除共产党，当共产党是犯法的。共产党在陕北的巢穴就是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和榆林中学，尤其是第四师范共产党更多。按井师长的命令，对共产党要格杀勿论，免除后患。但兄弟和大家一样，也是知识分子，不愿意那样做。学校里谁是共产党，兄弟是知道的。你们谁是共产党，要即刻声明退出，把枪交出来，今后不许再搞‘共产’！否则就要杀头。”

常校长站在一旁，昂着头，面不改色，听刘旅长讲完话他拍着胸膛说：“学校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若有就枪毙我!”

焚书的火堆足足烧了两三个小时。就在雕山上面被秦始皇通死的秦太子扶苏的墓下，又演出了一出现代焚书的闹剧！最后刘润民命令士兵驱散了学生，赶走了教员，随即把学校封闭了。他们这次没有抓人，刘润民声言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听说他的子女思想也比较进步，大概由于这些原因，他的良心驱使自己手下留情，更重要的是没抓到什么把柄。

贺晋年心底深处憋着一股劲，想要一吐为快。刘润民虽然把学校封闭了，话还没说死，最后留了一句：“什么时候开学，听候通知。”既然学校要继续办，就再来报考，他不相信这所学校的名声会这么容易被消除。秦始皇焚书坑儒，几千年来中国不是照样生存下来了么。他望着学校后面雕山上的扶苏墓，那是历史的陈迹，出主意害死扶苏的赵高，尸灰不知抛向何处。受迫害而死的扶苏，陵墓四周依然葱茏。世上自有公理在。刘润民不是也不敢把事情做绝么？这样对待共产党是不公平的，群众照样拥护共产党。而要杀共产党祸害老百姓的却是蒋介石、井岳秀以及薛国钧这些人，真是天理难容！贺晋年心想，你们要杀共产党，我偏要当个共产党员。

在第四师范学校的大门口，那些为虎作伥的丘八们架起了刺刀，把他们这群补习班的学生赶出校门。他们一个个背着铺盖卷,低着头踉跄地走出来。一霎时，贺晋年心里感到有些愤然。这里距贺家湾的家有100多公里，他只好循下坡的巷道来到城里南关，找家客店休息了一下，便雇了个牲口朝家走。

在家里等了一个多月，对功课没敢丝毫放松，唯一让他分心的，是打听绥德有什么消息。可是，从无定河传来的波浪声，是那样的沉闷，那样的不吉祥：风闻石谦被井岳秀传到榆林去，不知怎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石谦是井岳秀手下的一个旅长，谢子长就是石谦旅12连的连长。从谢子长的为人来看他能在石谦手下做事，说明石谦还是不错的。那么，石谦的死就有点蹊跷了。像他这样想追求进步的人，那些刽子手都不放过，说明时局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可巧，绥德方面有了消息，第四师范要开学。时间是金秋9月，瓦窑堡至清涧一带却乌云密布，隐隐能听到沉雷滚动贺晋年踏上了去报考绥德师范的路途。一出家门，在大道上便望见从瓦窑堡方向开来了一支队伍，一看便知道是谢子长的12连，因为人们对这支队伍的作风是很熟悉的。从那急促的行军速度来看，贺晋年琢磨着他们的行动一定和石谦的死有关。他跟着队伍，一直走到杨家园子下一站单头沟，12连折头朝清涧方向开去。贺晋年在岔路口上停了一会儿，望着队伍远去后扬起的尘土，喃喃地自语道：“一定要发生大事情!”

他们一行四人在单头沟与队伍分手转向绥德。进南关时，看见一家客店门前的骡马大车上停放着一口棺材，不是一般人家的气派；一打听，原来是石谦的灵柩。他老婆护灵，准备运回老家关中。那些日夜兼程的队伍也正驰往清涧，贺晋年意识到这之间定有什么联系。

贺晋年同他一起从安定去报考绥德第四师范的惠泽仁同学被录取了，就是曾在王家沟同过学的杨延龄、杨殖本落了榜，后来听说他们考上了延安四中。

缓德第四师范开学不久，大约是10月中旬的时候，清涧响起了兵暴的枪声；这是石谦旅的共产党组织的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虽然失败了，却唤醒了无数正义的人们，而国民党也更加疯狂地推行他们的反动统治。

第四师范原来的校长常汉三被软禁在绥德，三年不准他离开，也不让寻找任何职业，还要找三家商号作保。换了个校长叫柳翰章，也是绥德人，是国民党冯玉祥统治下的陕西省教育厅委任来的。他完全执行国民党当局的旨意，开学时赶走了全部过去任教的教员。对于学生，柳翰章在给当时陕西省教育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旧有各级学生在清党时一律退回，自改组后从新招来，认真取具保证书。保证人必须切实可靠，签名盖章，不得稍有含糊。”贺晋年属于1927年秋招收的第九班学生，对待他们，同样小心翼翼。报告中说，“改组后即行定期招考,录取程度较优者70余名，入校一切手续均同旧生，并特别严格。”不过柳翰章也意识到这样做是徒劳无功的。他在报告中如此结尾：所谓“取具保证书”，目的是防止共产党、团员等进步学生入校，“该生等如有轨外行动，保证人完全负责。”“但日久玩忽几成具文。”事实也正是这样，“具保”不过是学生们互保。教员中的共产党员被赶跑了，原有学生中党、团员,凡是没有离开家乡的，照样踏进了校门。像贺晋年这些新来的学生，受过大革命的熏陶，并一直在党的影响下成长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无定河掀起的波浪淹没不了他们。相反地，全国各地的起义，清涧兵暴的烈火，更照亮了他们的眼睛。哪里有压迫，哪里便有反抗。绥德第四师范的共产党虽转入地下，斗争的火焰却愈烧愈旺。

思想上受到启蒙的贺晋年，正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去。

4.火种在燃烧

1927年9月，柳翰章任绥德第四师范校长以后，学校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教员里只留下王汉屏两三个人。李子洲任第四师范校长期间，王汉屏常回榆林老家，而统治陕北的军阀井岳秀，并不知道第四师范已为共产党所掌握的情况，可见王汉屏未做什么坏事。但柳翰章也想拉拢他，并委任他短期执掌教务主任职务，也许想通过他摸清学生中共产党的活动；可是这位两边不靠的“不倒翁”，未有任何“建树”，第二年便由蒙仲穆代替了他的位置。训育主任是郭增辉。这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第四师范的统治。校长还专门派人监视进步学生的行动，严禁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种种压迫，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抗。共产党虽然转入地下，这样一来，却给党、团组织恢复活动造成了有利条件。

大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而清涧兵暴又引燃了陕北的地火，贺晋年就是在“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环境中，迈进了绥德第四师范的大门。

经历了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分裂，贺晋年的心是向着共产党的。一来是受了大革命进步潮流的影响，青年学生们在党的领导下，接触到农民协会的一些实际斗争。安定县的农民运动在谢子长的领导下，一直是比较激烈和有成效的。二来贺晋年本人出身农民家庭,爷爷一生贫困。到了父亲这一代,因为读书家境有些好转,但他过早去世后,生活又一天不如一天了。母亲认准了“读书才能出头”这个死理,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贺晋年身上。读书，使他在大革命时期的确增添了不少新的知识。当时的安定县，由于有谢子长的领导，一直处在斗争的漩涡里。从接受启蒙思想开始，贺晋年就受到共产主义理想的熏陶。他一直有个最简单的想法，这是凝望着爷爷留下的那把放羊铲时产生的：父亲念书只是让自己一家人跳出了穷窝，他一死，他们家仍挣不脱拴住中国农村这根贫穷的绳索。而谢子长领导的农会，却是能斩断它的。可是，农会红火了没有几天，大革命失败了，有些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消沉了，躲起来了，有的甚至站到反动的国民党那边去。看来国民党闹革命是假的，是为了他们自己；而共产党闹革命才是真的，是为大家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更说明了问题。谢子长他们去参加清涧兵暴，还说明了一个道理，共产党要把革命闹成功，也得掌握自己的枪杆子。

就是这些朴素的思想，也是从斗争中得到的启发，在革命的低潮中，使贺晋年像在瓦窑堡一样，更加靠近了党。现实的斗争虽然更加艰苦、更加残酷，同时又转入了地下，他在思想上却更加自觉了。这说明了贺晋年为什么能在1928年3月由周自歧、徐步岳同志介绍参加共产党的真正原因。

当时,在校的老同学中有不少党、团员和进步分子，如贾耀祖(拓夫)、刘澜涛、常应黎(黎夫)、吴居第(志渊)、惠泽仁等，为了进行合法斗争，首先决定反对柳校长取缔学生会。在贾耀祖等同学的带动下，贺晋年也参加了要求建立学生会的活动，结果取得了成功。过去学校设的公民课，讲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扶助工农、反对列强，现在内容完全改变了。教公民课的教员顾汉三，是“清党”以前第四师范的老教员，曾经伪装进步，这时却卖身投靠敌人，在讲“公民”课时诋毁农民运动。有一天，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周自岐、徐步岳等对贺晋年说，为了抗议顾汉三的反动言行，准备发动全校同学在考公民课时一律交白卷。这个行动使柳翰章、顾汉三等人像挨了一记闷棍，查也没法查，罚也没法罚，只好哑巴吃黄连自己去品尝那滋味。通过这些反抗活动，逐步扩大了地下党、团组织的影响，团结了越来越多的进步同学。

不过，1928年，杜衡任陕北共产党特委书记期间，由于他反对所谓右倾，强令第四师范的党组织发动学潮，也曾使第四师范一度恢复发展党的隐蔽斗争遭到损失。有的党员学生因贴标语被开除。为了“不让学校安宁”，有的党员学生写了张“你滚蛋”的纸条，用石头压在训育主任郭增辉在操场上进行督察时常站的指挥台上。他一抬脚踢开了石头，看见了字条，便把怒火烧向学生，几乎发狂地喊道：“全体解散!都给我滚开!”同学们对他也不客气，马上组织罢课。僵持了一个多星期，柳翰章又搬来驻军姜梅生团的一个连，把学校包围了，并宣布开除贾耀祖、吴居第等一批同学。学校又被封闭达两三个月之久，应届的毕业生因此未发毕业证书。秋后开学时，好多路远的同学未得到消息没来上学。这是由于蛮干、不讲究斗争方式产生的后果。

这时，贺晋年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学校封闭时，他没有回家，经常到米脂、四十里堡这些地方的一些小学的支部送文件。有一次惠泽仁给了贺晋年一份文件，让他送到四十里堡去。那时陕北特委设在绥德师范学校里，刘澜涛同志当时是特委的秘书长，他们尚未认识。刘澜涛是从第四师范毕业后留下来坚持党的工作的，公开身份是学校刻蜡版的。除刻印一些教材外，党内的文件均由他保管、分发。贺晋年送文件回来后，学校复课没有消息，他有家没回，党组织怕引起校方怀疑，便按党的吩咐回到贺家湾去，天气已经炎热了。

贺晋年结婚后，很少跟妻子在一块生活。结婚前他虽然有些想法，接触多了，他觉得妻子的人品不错，贤惠善良，母亲有她照顾，自己在外求学也比较放心。

1929年，陕西遭受大旱灾，陕北更是赤地千里，到处都是逃荒要饭的。绵亘的黄土高坡上，像被大火烧过一遍，能刮下一层灰粉来；成天烈日炎炎，灰蒙蒙的，一滴水掉在地面马上就被吸干。老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定河、清涧河干得都快见底了。

历史上，陕北地区的农民斗争是出了名的。这里土地贫瘠，背靠大漠，平年都是风沙滚滚，遇上灾年，老百姓像被抛掷在月球表面上，哪里还有活路？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性命去闯，死里求生。明朝末年这里出了个李自成，便是从米脂农民中产生的一位闯王。有了这个传统，陕北农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民间有红枪会、哥老会等许多组织，太平天国也在这带撒下了许多“种子”。一遇灾年，这些“种子”利用迷信的土壤很快滋生出来。绥德城外，在1929年的反饥饿斗争中声唿哨便聚拢了几千农民。他们从四面八方，抬着龙王祈雨，一路悲歌，声震山谷，浩浩荡荡涌进了绥德城。绥德的共产党组织因势利导，许多学生党员化装成农民分散在队伍中，给农民出谋划策。贺晋年也是其中的一个。

带领农民斗争，贺晋年在瓦窑堡就经历过了。他理解农民，懂得农民的心理。绥德城里国民党办了一个“打蛋厂到四乡压价收购鸡蛋，制成蛋粉盘剥老百姓。这是党进行斗争的一个主要目标。贺晋年和其他的一些党员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宣传时，讲那些受剥削的道理农民听不懂；但是，一说天早与收购鸡蛋有关，“打蛋厂”把农民家里的全部鸡蛋都收刮来，不是平等交易，而且不给留种，因此孵不成小鸡，连鸡也绝了后代，惹得天怒人怨，故尔不降甘霖，老百姓没吃没喝，只有坐以待毙。这样一宣传，一石激起千层浪，农民心中的愤火山一样爆发了，一齐拥进“打蛋厂”，把它砸了个稀巴烂随即，进城的农民队伍把县政府包围了起来，在墙根下，路两旁横躺竖卧，挤得满满的，同时推出几个领头人，提出条件要政府开仓救济。

这次党领导的农民斗争取得了胜利。灾荒加剧了社会矛盾，斗争随之激化。1927年的清涧兵暴，1928年的渭华暴动，虽然都失败了，可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却方兴未艾。人民的反抗，使反动派不能为所欲为。第四师范党、团组织的工作也开展得十分顺利。就在同一年，第四师范特支书记学生白树勋(如冰)书写的标语落到柳校长手中，被他辨出笔迹。柳翰章却不敢张扬，怕事态扩大，只偷偷地把白树勋除名，打发他回家。但是纸包不住火，学校的党、团员发动起来罢课三天，迫使柳翰章收回成命，并恢复了白树勋的学籍，给他恢复了“名誉”。

熊熊燃烧的地火，不管岩层有多厚，终有一天它会喷突出来的。

5.投笔从戎

柳翰章在绥德师范呆不下去了。国民党当局看他把学校越治越“乱”，无能为力，只好走马换将。1930年春，柳翰章和榆林中学校长马济川对调。马济川是米脂人，1926年曾经加入共产党；他任第四师范校长时，仍是共产党员。1930年底斗争形势有了变化，马济川去西安，国民党省教育厅以第四师范校长无人继任为名，关闭了学校。

然而，1930年的春天成了大革命失败后，绥德第四师范最后的一个活跃的春天。这时，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是吉国祯、刘澜涛、苏醒民、常应黎等，他们都在第四师范任职，掩护特委工作。学校大部分教职员是进步分子，学生中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也有很大发展。体育教员苏醒民利用国民党搞军训的名义，组织学生军，用来福枪教授学生射击，参加的都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贺晋年在学校的学生军里，学到了一些初步的军事基本知识。

谢子长参加领导的清涧兵暴失败后，在陕东又和刘志丹等参加渭华起义，也失败了。当时毛泽东在南方创建的井冈山道路，由于交通阻塞以及党内斗争各种原因，尚未传到陕北；或是虽有所风闻，其重要意义也未被认识。但是，党要掌握枪杆子，革命要继续下去必须进行武装斗争，这个指导思想在陕北党的领导中还是明确的。因此，早在1927年10月就爆发了清涧起义。虽然兵暴接连失败，同志们仍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采取各种形式坚持着斗争。

1930年的春天，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利用西北军阀之间的矛盾，在宁夏苏雨生部搞了个合法的番号，准备发展党的武装力量。苏雨生隶属冯玉祥系统。大革命时期,冯玉祥领兵出了潼关，就把苏雨生这个师留在宁夏。这些地方实力派，一有机会便想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他们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为了搭起权力的大厦，却可以去收编土匪，对共产党也采取利用的态度。他们认为，只要能把队伍拉起来,其他的以后再说。所谓“有枪便是草头王”，就是这些军阀的内心写照。

1930年春,第四师范开学不久，陕北特委决定选派一些学生跟随谢子长、刘志丹到苏雨生部去搞兵运工作。中国有句俗话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那时，一般老百姓学生认为到军队里去工作是很不光彩的。第四师范的党组织动员参加兵运工作，强调了自愿原则。贺晋年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到谢子长组织的军队去工作是党的一个重要事业，这是他近年来对谢子长在安定的工作，特别是谢子长领导的队伍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而产生的认识。贺晋年便同惠泽仁、封应书、封海棠等四人报了名。经过第四师范党支部研究，同意贺晋年、封应书、封海棠去苏雨生部。惠泽仁是支部负责人之一，学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他，便留下来了。

他们的行动,在学校的党员和进步同学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热情地欢送他们，几个同学抢着给他们背上行李直送到城外，高朗亭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对贺晋年说：“真羡慕你们，可惜我的年岁小一点，过两年，一定步你们的后尘!”临行前，党组织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谢子长和刘志丹在苏雨生部的情况。苏雨生的基本力量是第7旅，他还要扩充8、9、11三个旅。8旅的旅长叫谷联舫，是个天主教徒。他有个小野心，想利用天主教徒以及地方上的一些流散人员扩充势力，封官许愿，招兵买马，甚至还想利用共产党。8旅编了15、16两个团。15团的团长叫王子元。此人思想上比较靠近共产党，在榆林中学和谢子长同过学，但不是党员，他的团里共产党员比较多，副团长张东皎就是党员。16团团长张廷芝，是大革命洪流中，泥沙俱下时裹挟进来的人物。当时，他的反动面自尚未完全暴露。此人是踩着共产党的脊背向上攀登的老手。刘志丹在他的团里当团副，他们虽有点亲戚关系，走的却是两股道。

谢子长接连遭受兵暴失败的挫折后，对苏雨生讲，在宜川的后湫天，他可以从杨庚午的部队中拉一部分人到宁夏来，就是周维琪这个营，把这个营编成一个团没问题。安塞民团老团总的儿子薛应昌，也是共产党员。他那个民团有几十条枪,每个连编二三十条枪，最后弄到百把条枪，不又可以编成一个团吗。另外，米脂和榆林交界的地方，镇川堡有个叫申世兴的共产党员，家里很有钱，愿意拿钱买枪，招一部分人成立一个团。这样，一个旅的架子便可以搭起来了。苏雨生一听很感兴趣，便给了谢子长一个11旅的番号，让谢子长当旅长。贺晋年他们就是准备奔这个旅去。第四师范的党支部告诉他们，他们党的关系已经通过秘密交通转去了。

离开了绥德城，无定河正是发桃花水的汛期。望一眼雕山书院下的第四师范学堂，一排排整齐重叠的窑洞，山后草木尚未完全返青的扶苏墓，贺晋年想起在这里和同志们朝夕相处的斗争生活，心里顿时生起无限感慨。现在，他要离开这座古来英雄辈出的城池，踏着古战场的尘土，奔向榆林，奔向定边，奔向地处浩瀚大漠那边的宁夏，也去拿起枪杆子。前面等待着他的，又将是怎样一种斗争生活呢？贺晋年觉得胸中涌起了一股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从未有过的英豪之气。

三、烽火岁月

1.保家卫国

学习拿枪杆，先要学会经受各种磨难，有的甚至是传奇性的遭遇；这些恐怕在军事学校里也是无法学到的。对一名共产党员来说，在那一无所有的年代里，如果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的确会经受不住各种意想不到的考验。而这些“特殊材料”是在一个接着一个的考验和斗争中锻造而成，它也不是天生的。

抗战前

1929年起，贺晋年先后被派往陕西、甘肃的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1932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任骑兵大队副大队长。后因部队失败，到兰州公安局工作，1933年2月参加兰州水北门暴动。同年10月到安定，任中共安定北区区委书记。1934年6月任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政委，7月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参谋长。所部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后，参加了陕甘边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同年9月任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团长。1935年9月任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师长，参加了崂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斗和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5月到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

见照片（1937年4月28日红大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1排左起：莫文骅、刘亚楼、罗瑞卿、朱德、张树才、邓飞、杨立三；2排左起：边章武、张爱萍、谭冠三、林彪、周昆、杜理卿、罗荣恒、苏振华、贺晋年、张达志、谭政、宋裕和）。 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团长兼三边分区司令员，八路军留守兵团旅长。

 

红大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

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团长，率部到三边地区剿匪，后到米脂守卫黄河河防。1939年兼任三边军分区司令员。1942年10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旅长。在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与高岗保持一致，赞同高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和西北革命史的观点，积极参加对阎红彦和吴岱峰等人的批判，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重视，是因此受到表扬奖励的22名领导干部之一，毛泽东亲笔为其题词以示褒奖。1943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一团团长兼三边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旅长兼三边分区司令员。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部队开展大生产活动。在大生产运动中，贺晋年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毛主席亲笔为他写了“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奖状。他还受党中央委派，直接领导了接待蒙古沙王沙克都尔扎布的工作，认真贯彻我党抗日爱国统一战线，为增进汉蒙两个民族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1946年10月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剿灭土匪谢文东、李华堂部的战斗。1947年5月任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纵队司令员，参加了四平战役。同年8月任第七纵队副司令员。1948年8月任第十一纵队(后改称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司令员(军长)。率部参加了1947年东北秋季、冬季攻势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1949年4月任第十五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兼四十八军军长，率部南下江西，10月兼赣南军区司令员、赣南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参加了辽沈、平津、湘赣等战役。

解放后

建国后，历任兵团副司令员兼江西军区副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0年5月兼江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0年6月，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提议，贺晋年调东北军区，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并兼东北军区卫戍部队司令员、防空部队司令员、装甲兵部队司令员，参与组织抗美援朝的后方支援工作。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战役系。后任装甲兵副司令员。是中共七大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文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期间,贺晋年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72年恢复工作后，他积极投入到拨乱反正、落实改革和恢复部队各项建设的工作中，为装甲兵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2.晚年岁月

 贺晋年同志戎马一生，叱咤风云。从塞北转战到江南，披一身风沙，裹一身严寒，终日沐浴在炮火硝烟之中，与林海雪原中的苍松为伍，同百丈冰崖上的红梅结伴。他在江西宁都翠微峰和井冈山率兵剿灭国民党残部的隙暇，迷上了那碧绿挺翠的修竹。1980年,贺晋年将军已是古稀之年的人了,退居二线后,精神上总要有个寄托和追求。他想了很久,最后选择了学绘画。将军多年积累在胸中的诗情画意，到了晚年，才得以喷薄吐露。他晚年得有余暇，爱好书法，并挥洒墨竹，点染红梅。一丛丛飒飒生风的将军竹，一朵朵斗雪傲霜的腊梅花，把威武同儒雅溶为一体。他的画室的墙壁上，挂了许多经由党和国家领导人题签过的佳作。邓小平同志曾经题签过他的竹画。江泽民同志也为他的画题了“俏也不争春，劲节满乾坤”，杨尚昆同志题了“咬定青山不放松”，李鹏同志题了“报春图”，李先念同志题了“翠竹长青”，彭真同志题了“酣战推翻三座山，胜利欣画松竹梅”，陈云同志也亲录了李白的七言绝句《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巳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这些不仅仅是领导同志给画的题词，更是对贺晋年同志革命生涯的中肯评价和高度赞誉。

 

将军古稀之年始学画，两年后，他的作品便陆续在全国些报刊杂志上发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举办的两次书画展览中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展览中均获得了优秀作品奖。除此以外，还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三十五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等一些全国性展出。有些佳作已被当地博物馆收藏。

 

1990年,这位七十后学画的老将军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老干部书画协会”副会长、“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铁流美术书法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贺老将军先后共举办了五次个人画展,并出版《将军竹》、《贺晋年画集》两册画集。他的作品在台湾澳门、日本、韩国都有展出,深得国内外书画界人士的好评。

1990年10月，贺老将军已八十高龄，他应邀赴香港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画展为期一周，共展出作品120余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参加了画展开幕式并剪彩，新华社外事部部长纪绍祥、文体部副部长李晨等到场祝贺。香港《文汇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此次书画展的消息，并刊登了时任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及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为贺老书画展的祝词：祝贺晋年将军画展成功。

贺老将军的作品受到香港书画界的广泛好评。画展中有一位香港知名女画家在贺老一幅名为“雨霁”的画前驻足许久，舍不得离去，称赞“将军画竹挺拔刚劲，落笔酣畅,功底厚、品位高、章法妙、构图清雅、寓意深刻，展现了将军高风亮节的风采与豪气。

另有一家香港媒体在名为《艺林评赏》的专栏中发表文章，标题为《将军爱竹》，文章写到：“陶潜爱菊，周敦颐爱莲，皆因此等植物比喻某种崇高品格，而从事了逾半生戎马生涯的贺晋年将军，在古稀之年，蓦然搁下枪杆拿起笔杆，独钟情于画竹，亦同样折服于竹，所喻风高节亮之意中。

在此次画展中还有两幅作品尤为引人瞩目，那是将军的得意之作。在展期进行义卖，画展结束后，贺老慷慨解囊，将这两幅画义卖之款全部捐赠给香港仁济医院，作为给老人、慈善福利之用。此举在香港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到香港各界人士高度赞扬，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共产党将军真心为民,是港人亲眼所见”。

1990年10月1日，时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周年庆典，贺老及夫人杜影作为嘉宾应邀出席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举办的国庆酒会。在酒会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举杯祝贺老将军健康长寿、画展圆满成功。时任港督卫奕信爵士及夫人也向贺老表示祝贺，对将军古稀之年能有如此艺术成就，表示十分敬佩，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香港画展结束回京后，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亲自到贺老家中给他祝寿，并祝贺他此次香港画展获得圆满成功。迟浩田总长赞扬八十高龄的贺老为解放军争了光，让香港同胞看到我们的高级将领不仅能带兵打仗，还能挥毫绘画，这说明我们的军队是有文化素养的军队。迟浩田总长说：“祝贺老像《将军竹》一样青春永驻”。

1993年4月18日，贺老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贺晋年将军画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目报》、《中国文化报》、《中国青年报》、《中国老年报》、《北京青年报》等十多家新闻媒体对贺老的个人画展进行了报道。参加发布会的还有党和国家的老一辈领导人：马文瑞、杨得志、伍修权、张爱萍、陈锡联等。陕西省委办公厅、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人民政府文化厅都发来了贺电。

 

贺老在新闻发布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首先，感谢老战友和各界朋友来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我声明：我不是画家将来也成不了画家。我当了一辈子兵，打了几十年仗，退居二线后就想找个精神寄托，所以选择了画画。实际上，对我来说，拿笔杆子比拿枪杆子还要重。古人云：“人过三十不学艺”，而我七十后学，就是要借这支画笔，把自己余热释放出来，也是留给青年一代最好的精神遗产。我潜心学画，拜了众多名画家为师，有著名画家刘继卣、董寿平、刘勃舒、宗其香等。最后从师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张立辰先生，他指导我时间最长，我受益也最多。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从一个对国画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到今天能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首先要感谢老师们的指教，他们为我付出了不少心血。今后我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贺老的一番自谦表白，博得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

北京中国美术馆，是海内外艺术家神往的中国最高艺术展览殿堂，按照文化部门的有关规定，必须具有一定造诣的艺术家才能获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93年4月20日，贺老将军个人艺术画展如期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解放军报》当天在头版发表消息：“贺晋年将军画展在京举行”，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题写展名。首都各界300余人参加了画展的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

开幕式当天，美术馆大厅中央悬挂的鲜红色横幅上写着《贺晋年将军画展开幕式》十个金灿灿的大字，非常醒目。总参、总政领导同志剪彩后，响起了雄壮的军乐。首先由参加开幕式的老领导、老同志入场，走在前面的有耿飚、杨得志、伍修权、张爱萍、马文瑞、焦若愚等。

 

 

贺老这次参展的作品有百余幅，分别在美术馆一楼东西两个大展厅展出，在一幅幅大气磅礴的风竹、雪梅、雨松之间，是和煦的春光与旭目。浓重的朱砂染红了朝阳，将姹紫嫣红的春梅、水淋漓的劲竹烘托得格外醒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二十九幅画，每幅画上分别有老一辈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写的诗句。在画上题字的有：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李朋、聂荣臻、徐向前、王震、李先念、杨尚昆、彭真、宋任穷、方毅、谷牧、乔石、宋平、刘澜涛、姬鹏飞、程子华、彭冲、马文瑞、叶飞、黄镇、张爱萍、廖汉生、萧劲光、王平、萧克、刘华清等。众多珍贵的墨宝使整个美术馆的东西大厅熠熠生辉，这在中外画展史上是罕见的,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空前的现象。这些画幅上的赠言佳句，此刻汇成了老一辈革命家震撼艺术殿堂的洪钟与绝唱。画幅上墨迹依旧苍劲，笔力依然雄浑，然而一代政治风云人物和沙场将帅却先我们而去。参展的观众们看到革命老前辈在画上的题字赠言后，不仅感受到老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更能感受到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在晚年的精神生活中有着多么高尚的情操和追求。贺老的画作上之所以能得到众多老前辈珍贵的题字赠言，源于他戎马一生的传奇经历，七十后学的顽强精神，以及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有位参观者看完贺晋年将军画展后颇有感慨，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君子之风，板桥在世。贺晋年老将军堪称也”，落款是“荣宝斋老翁福起敬题”。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政委、《红叶》诗社副社长陈辛火为贺老的画展赋诗一首：“横戈跃马建殊功，七秩专心务画功；点染丹青篁翠绿，纵横笔墨叶葱茏。万人赞赏《将军竹》，四海歌传猛士风；晚节凝香君子气，高竿挺立耸长空。”

 贺晋年忘不了母校对他的培育，他时常关心着母校的建设和发展，尤其关心的是母校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能否得到继承和发扬。1982年7月中旬。年逾古稀的贺晋年同志回乡省亲，专程看望了母校绥师，在当年学习马列主义的地方，进行党内活动以及开展学运和农运的地方，都引发了他对往事的追忆。他欣然挥毫泼墨，以一幅潇洒的墨竹和刚健的“奋进”二字，表达他寄予母校后来校友们的殷切期望。1986年春绥师在京校友聚会时，他又亲绘巨幅《苍竹》，并题词“凌云苍竹秀，新篁永无穷”，献给母校，表达对母校的敬慕和祝愿。

 

1986年重游隆化，贺老又默默地领着我们来到董存瑞烈士陵园。整座陵园占地百亩，从50年代即开始建筑，颇具规模。进大门是一座牌坊,上有毛主席题字“烈士万岁”。牌坊后是董存瑞左手高举炸药包的雕像；再后是一座丰碑，上有朱总题字：“舍身为国,永垂不朽。”最后是烈士墓。这几处建筑都在中轴线上，左右还有对称的几进建筑：办公室、纪念亭和烈士事迹展览馆等。全园松柏积翠，杨柳迎风，恍如烟绕云拥，肃穆深远。

展览馆正面墙壁上挂着贺老为董存瑞烈士画的那幅断竹图。贺老为董存瑞一共写了两首诗。其一“残竹显英姿，深笔锋，新篁如清晕，今朝笑春风。”其二“昔日血战隆化城，震天一声惊鬼神，斑斑战痕全不见，浩然正气誉军魂。第一首写于1983年3月11日，前两句曾题写在那幅断竹图上，第二首写于1988年5月，是贺老1986年5月25日参加董存瑞烈士38周年纪念活动回京后一年多写的，正好是董存瑞牺牲40周年。在那次到隆化参加纪念活动的大会上，贺老发表了一篇虽然简短、感情却十分深沉真挚的讲话，可惜底稿现在找不到了。在那篇讲话里，贺老称誉董存瑞的英雄行为,不音我军的灵魂；他在1988年写的那首诗中提炼为“军魂”二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贺老为什么把他70岁以后学习画竹，说成是自己人生中第二大转折。

在贺老的整个战斗生活中，我们不也看到了这种进攻精神么!他正是在培养这种精神中不断地创造着自己辉煌的人生。贺老习画同样具备了这种精神；由于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阅历，更趋成熟更加自觉了。并且，他把创造人生和表现人生，在作画的行动当中统一起来了。

四、戎马一生

贺晋年将军饱经风霜的戎马生涯可以用这八个字来高度概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这八个字是在大生产运动时期，贺晋年将军所部积极劳动，成绩喜人，1945年的时候出席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被评为劳动英雄，劳动最佳模范！毛主席对他的题字授予“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奖状做纪念。

贺晋年将军是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他是谢子长的同乡。当谢子长在安定一带搞农民运动时，贺晋年还是个小学生，就参加了瓦窑堡的学运和农运；后来考进李子洲同志创办的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也变成个“绥德的汉”了。贺晋年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年月里，投笔从戎，开始随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奔走甘肃、宁夏，在国民党军阀部队里开展兵运工作，多次举行兵暴，后来在毛主席的井冈山道路指引下，投身陕北红军的创建。先是在谢子长领导下转战陕北，子长同志不幸在粉碎陕北第一次“围剿”后负重伤,不久牺牲了。贺晋年又在刘志丹的领导下战斗，完成了陕甘边和陕北打成一片的战略任务。刘志丹在东征牺牲时是红28军军长。东征回来,贺晋年到红大学习结业,毛主席命令他为红27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负责保卫党中央的有八个警备团，许多红军军长改任团长职务，贺年是警备第1团团长。解放战争开始，他出任东北合江军区司令员，在佳木斯至牡丹江一带，跨雪原、穿林海，来回奔突，擒获匪首“四大旗杆”，并带领纵队参加辽沈、平津战很。渡长江后，参加解放赣西南的战斗。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女扮男装参加野战军的郭俊卿同志都是在他的部队中成长起来的传奇英雄人物，她用自己的行动谱写出古时花木兰同样的故事。建国后，抗美援朝中，全中国人民支援邻邦，同仇敌忾；他在东北，铁肩担重任，同全国人民一起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在逆境中，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生考验，他也熬过来了。到装甲兵工作后，他瞄准尖端，率领同志们进行科学攻关，不也是一种新的战斗么。至于在“文革”中，迎逆流而上的那种搏击也是史无前例的。今天的贺晋年，虽然鹤发苍苍，但在攻克国画这座新的碉堡时，仍能勇往直前。这一切都需要“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

贺晋年同志戎马一生，叱咤风云，从塞北转战到江南，披风一身风沙，裹一身严寒，终日沐浴在炮火硝烟之中，与深山老林中的红松为伍，同百丈冰崖上的梅花结伴。解放战争后期，他在江西宁都翠微峰和井因山率兵剿灭国民党残匪时，更是迷上那翠绿如滴的修竹。贺晋年,这棵原上的“小草”、这位从缓德走出来的汉子，由于他苦战的经历，终于成长为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儒将。他晚年爱好书画，并挥洒墨竹和点染梅花。那一丛丛飒飒生风的将军竹，那朵朵斗寒迎春的红梅，不也晓喻着我军诸多将领的成长道路，在相同中又多么不同。

贺晋年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他的崇高品德和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贺晋年同志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这部课程期望通过这斑斓的一点，反映出西北革命历史灿烂的光辉。

　创建红军,陕甘游骑,八路兵团警备司令,东北冬夏两攻势,党心民意伟大功,浩气源于秦晋；

　参谋韬略,装甲卫戍,中朝铁运防空指挥,江西赣南一任职,辽沈平津著名战,卓功出在青年。

——毕林飞原创陕西开国将军嵌名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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