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作勤烈士

田  作  勤

田作勤（1907～1945），原名田振亚。定边县安边城南巷旗杆院人。父亲田宝珊是个泥水匠。兄弟三人，作勤为二。

    田作勤因家境贫寒，13岁时由叔父田玉箴资助上学念书。1924年在安边小学毕业后，次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

    绥德四师是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指导中心。当时李子洲任校长，教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担任。他们经常向学生灌输革命道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这里田作勤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并亲自参加学校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受到了革命思想熏陶和实践的锻炼。1927年初，经四师学生吴志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8月，盘踞在榆林的军阀井岳秀，为配合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行清党反共。四师被封，绥德地委被破坏，作勤只好中途辍学回到定边。这时的定边、安边因地处边陲，远离井岳秀统治中心，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全县教育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他一回来即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被聘任为安边完小校长。他利用这一合法权力，先后聘请了许多党团员和进步分子来校任教。以学校为阵地，一面向学生做宣传鼓动工作，一面在师生中发展党团员，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同时他还与安边党支部书记、完小教师朱子坚共同组织起“中山主义研究会”，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宣传革命。

    1928年后，白色恐怖波及定边、安边，活动越来越困难，党的组织与上级关系时有脱节，相继转入地下。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同志动摇了、消沉了，而田作勤却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次年春，他为了寻求革命出路，响应陕北特委关于“到白军和小股土匪中去，争取革命武装力量”的号召，毅然决定抛下体弱多病的寡母（此时其父田宝珊已病故）和新婚妻子，去山东诸城一带的高桂滋部队当兵，在那里继续搞党的地下活动，后又随高部辗转到绥德。

    1930年冬，田作勤与绥德的高歧山和河北省籍的王庆恒等共产党员一起回到安边，与安边地下党团组织的负责人高尚信等，共同策动驻守在安边的土匪民团张鸿儒（张廷芝父亲）部的兵变。张廷芝父子一伙在三边为非作歹，横行多年，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田作勤目睹张家的黑暗统治，早有为民除害，夺取反革命武装的夙愿，他为了筹集兵变费用典卖了家中仅有的田产。妻子劝他说：“你长年不在家，我和母亲都靠弟兄们养活，这样人家会不高兴的。”他安慰说：“不怕，现在吃点苦，等革命成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是兵变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家也成了策动兵变的联络点和指挥所。几乎每天深夜都有同志来接洽工作。他起早睡晚，东奔西跑，利用拈香结拜及组织哥老会等多种形式，经过几个月的积极活动，做通了张团许多官兵的工作，就连张鸿儒的勤务兵李廷甫也答应在兵变时亲自干掉张鸿儒。但是，就在193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兵变前夕，李廷甫动摇了。一则李跟张多年，交情较深；二则李婚期已近，怕兵变后一时不能结婚，遂向其主子张鸿儒告了密。于是张立即下令逮捕田作勤和高尚信等人。

    这天上午10时许，作勤正在家拆看信件，忽见张团官兵数十人手持刀枪，围住家门，大喊捉拿田作勤。作勤方知机密已被泄露，他机警地把手中的信塞进炕洞，走出房门大声说：“我就是田作勤，走吧！”然后回转头来用目光最后望了一眼悲痛欲绝的母亲、妻子和乡亲，大踏步地走出大门。

    敌人先把田作勤带到团部，张鸿儒用尽威逼利诱手段，企图使作勤供出搞兵运工作的组织和人员名单，作勤厉声责骂：“你瞎了狗眼，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是用高官厚禄所不能收买的。”张鸿儒看到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立即将田作勤、高尚信等拉到安边城内的老爷庙院，吊在一棵木瓜树上严刑拷打。坚贞不屈的田作勤眼口大骂道：“老子就是共产党，而且还是三边党的书记！老子就是要拾掇你们的。要吃张口，要杀开刀！”他身穿长袍，体魄魁伟，满面怒色，一身正气。张鸿儒气急败坏地命令士兵用酷刑折磨得他遍体鳞伤，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其残忍程度，真叫人目不忍睹。但他仍然面无惧色，骂声不绝，敌人得到的只是失望和咒骂。张鸿儒恼羞成怒，立即命令把田作勤、高尚信等四人拉到安边西门外枪杀。

    下午2时许，张鸿儒亲临法场监斩。罪恶的子弹从刽子手的枪膛中射出，田作勤壮烈牺牲。时年24岁。

    安边解放后，三边分区专员公署批准，追认田作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