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介夫校友

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师范群英 光耀中华》（16）（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8

白介夫——

冲出涡流辟新径

武　军

    白介夫（原名白筮鼎），陕西省绥德县人。1921年出生在绥德县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在这不算富裕的条件下，他接受了小学教育。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外出升学，家里就让他开始接触谋生之道，在一家叫“荣盛兴”的商号里当小伙计。每天伺候掌柜的，做饭倒便盆，卖货算账，样样都得干，一干就是两年。

    1934年4月，陕西省教育厅派督学高协和先生来绥德筹备恢复被封闭三年之久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事宜。夏天，第四师范学校正式恢复了，学校更名为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由高协和任校长。白介夫报名应考，由于无暇复习功课，成绩未达录取分数线，成为备取生，侥幸有几个在录取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因其他原因未入学，他这才被录取，编入二七级丙班，不久，因学习成绩优异而升入甲班。

    当时正值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经常围剿红军和游击队。绥师这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自然处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加强对学校的控制，经常派“肃反会”的党棍到学校活动，搜捕进步分子。为了控制青年学生，极力推行党化、军事化、法西斯奴化教育。在《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训示“对学生之思想行为……施以严密的训导”，“中等以上学校一律采取军事管理方法”。要求学校必须开设《公民》、                                              《战时教育》、《军训》等课程。1935年暑假期间，绥师学生接受了一期全副武装的军训，由国民党驻军提供枪枝、服装，并派出军事教官进行训练。尽管校长高协和先生对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学校的严密控制和对青年学生的迫害行径十分反感，对进步师生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但他毕竟是校长，渴望学生能学到些知识。

    1936年初，由于高协和先生秉性刚直，不把国民党的地方官员放在眼里，加之校内发现反对国民党绥德专员杭毅的传单，国民党几次进校搜捕学生，要挟学校清理共党分子，开除40余名学生，激起他强烈的不满。与此同时，从省上带回的一批仪器在经过我红军占领区时有部分丢失，也成为国民党当局排挤他的口实，甚至怀疑是他送给了红军。因此专员杭毅诬蔑他有共党嫌疑，密电省教育厅免去他的职务。就这样，这位资深的教育家被迫离开学校，继而出任绥师校长的则是杭毅的秘书、湖南籍人陈粹劳，并拟试办反共的所谓“特种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发生了有地方势力支持的，以“陕北教育应由陕北人办”为口号的“挽高反陈”斗争。白介夫由于受到高协和及李登霄等老师的影响，和他自己在军训中对国民党的不满，积极参与了这场斗争的罢课活动，并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之一，准备去专员公署请愿（后因家长阻挠而未去）。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给绥德，也给绥师带来了强大的冲击波。当时，绥师有一台直流收音机，通过微弱的无线电波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和张、杨二将军的八项主张后，绥师长期沉闷的校园顿时沸腾了。老师和学生都卷入了关于杀蒋还是放蒋的争论之中，许多人开始注意国家大事了。白介夫自然也在其中。寒假期间，他和张旭初、马明腾等几位同学每天晚上都去南关小学教师的住处补习功课。有一天，张旭初带来一份西安出版的《解放报》，这张报纸上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和评论，完全不同于国民党中央社的报导和评论，它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真面目，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这张报纸，成为白介夫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用他的话说，就是使他“大开脑筋”。因为在此之前，学校每天早上都要升旗，每星期都有周会，台上一喊蒋委员长，大家都要立正。尽管对国民党很不满意，但听到喊委员长还得规规矩矩。“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真相的公开，使他认识到不能光听国民党一面之词，“世界上的事要两头想哩”。

    1937年春，刘春园校长到任，曹孟朴、李国璋等进步教师入校，使绥师的抗日救国政治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订阅、传播生活书店、开明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如《青年自学丛书》、《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论联合阵线》等，蔚然成风；特别是东北籍教师曹孟朴，讲述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过亡国奴生活的经历，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也震憾了白介夫的心灵。

    “七七事变”爆发时，正值暑假，曹孟朴老师每天晚上用那台收音机收听并记录中央社的战报，由白介夫和霍济仁两人把战报抄写在大纸上，张贴于绥德城的主要街道。尽管都是国民党中央社的声音，没有客观正确的评论，但对于消息十分闭塞的绥德人民，却是宝贵的新闻。每天都有人等候在那里看战报。一贴出来，立刻出现拥挤的人群。这一活动不但加深了白介夫与曹孟朴之间的师生感情，萌发了共同战斗的友谊，也使他开始意识到人生的价值——要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1937年秋，八路军进驻绥德，建立了绥德警备区，使绥德这个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反共大本营成了国共共管区。一方面，出现了地方上国共之间的斗争和“摩擦”，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要求团结抗日、欢迎八路军的呼声。在社会上，特别在青年学生中，已成为不可阻挠的思潮。警备区的陈奇涵、郭洪涛，刘澜涛、张际春等负责同志分别给绥师师生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警备区的宣传队则通过演话剧、唱救亡歌曲、街头讲演等形式，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抗战情绪。“抗敌后援会”、“抗日救亡宣传队”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其中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是1937年寒假期间，绥师学生组织了一个几十人的“战地服务团”，由曹孟朴带领，到河防前线的佳县、吴堡、绥德等地区进行抗日宣传。白介夫作为服务团团部的工作人员，与曹孟朴朝夕相处，受到不少教益（这次活动由于何绍南的阻挠被迫中途返校）。

    这一时期，他在接受抗战救国教育的同时，受到进步师生和已参加八路军的同学安志文的影响，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对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有了一些浅薄的认识，但在行动上还相当幼稚。当时，安志文同志根据他在各方面的表现，找他谈话，提出介绍他人党。他竟没有立即同意，而是去打听家长要他学习的榜样——张孟晋是否党员。张出于党的纪律说自己不是党员，所以他也没有答应人党，后来到抗大学习时才入的党。

1938年暑假，绥师二七级学生要毕业离校了。在国共争夺青年的激烈斗争形势下，何绍南又一次进行离校前的军事训练。刘春园校长因同情学生已被迫离校。配合国民党进行反共教育的是训育主任白焕亭。所谓军训，实际上是推行“三一教育”，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党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除动员一些叛徒给学生讲课外，何绍南亲自参与训练学生的各项活动。一方面威吓，一方面又竭力拉拢利诱。训练期间，由专员公署每天供应一顿高质量的午餐。然而，学生们的回答是上政治课时跺脚、嘻笑、甚至喊口号；军训时起哄、出洋相。给好饭吃嘛，不客气。白介夫、张旭初、张孟晋等几个进步学生说：“给吃就吃，吃完干什么，那是我们的事。”顺应学生抗日救国的情绪，国民党还许诺学生要组织“铁肩队”到抗日前线去。凡参加者每人每月给20元薪水。比起当小学教师每月12元，这应该是有诱惑力的。但是，国民党只讲反共而不积极抗日的行径，毕竟不得人心。所以，二七级学生中根本就没有人参加，多数人在养家糊口的思想支配下，留在当地谋职业。毅然去延安投奔革命的，仅有白介夫等少数几个人。

    白介夫去延安，也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他的家庭，对他最直接的影响和教育，就是怎样去挣钱，养家糊口。去延安，既无经济收人，又没有安全感，家里坚决不同意。

    另一方面，就他自身而言，虽然比较多地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从亲身经历也认识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不一样，下决心不沾国民党的边，不给国民党办事。但是，参加革命没有一个钱的收入，完全不管家，还是不能够完全接受的。所以，他曾幻想过走第三条道路，就是能找一种既不是给国民党办事，又是进步的抗日的，还能够有一定经济收人的工作。

    这样，白介夫在离开绥德前，既向往延安，又存有上述幻想。而一时占上风的是后者。张孟晋虽然年纪稍长，因家境更贫困，也有同样的想法。所以，他们两人伙同两位同学一行四人便先去了西安。行前，家里给了20块钱。坐汽车花了12块，到西安后就剩8块了。试图找到一种理想的职业，可是，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呢？给亲朋送礼求助，一再碰壁；找到老校长高协和，高说：“人家都去延安，你们到西安来干什么？”当时西安招考的广告很多，和他们同去的另外两人，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十六期西安分校，回来动员张孟晋和白介夫俩也去，说：“哎呀，可美了，发衣服，发鞋了，每天都吃大米饭，每月还给津贴……”。他俩坚决不去。眼看仅剩的8块钱就要花完了，再等下去，难以为继，最后报考了阎锡山在洛川办的炮兵学校。一方面，是因为阎锡山当时在政治上自成体系，不像国民党那样露骨地反共，如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决死队”，兴办“民族革命大学”等，有不少进步人士参加；另一方面，如果到了洛川，万一呆不下去，离延安就近得多了。所以，他俩就决定先到洛川再作打算．到洛川后，炮校的训练办法完全是国民党那一套，教官也是从庐山来的，又打又骂，十分野蛮。他们的幻想破灭了，向往延安的思想促使他们不到两个星期，就编造了一封家母病重催他们回家探望的假信。经过两三天的恳求，学校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勒令脱掉学校刚发的棉军装放行。陕北高原的十月，已是初冬时节，他俩穿着单衣，裹着棉被，奔向延安，经已在延安的曹孟朴介绍，进入抗大学习。从此，白介夫才算正式冲出漩流，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白介夫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他在不同性质的岗位上受到锻炼，逐渐成长。

    进抗大不久，即随校到陇东。接着响应党中央“到敌后去”的号召，加入抗大一分校的行列，挺进太行山区。抗战八年，白介夫有6个年头在太行山上，先后在黄河日报、民革通讯社、人民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等新闻单位，担任编辑、访员、通联科长、记者、特派记者等职，直到1944年初，根据党中央保存干部的战略部署，回延安中央党校六部学习。这一时期，他经受了最艰苦的生活磨炼，最严峻的生死考验。在百团大战和历次扫荡，特别是1942年最残酷的大扫荡中，他有时跟随机关，有时随军采访，曾多次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成为幸存者。这一时期，也是他文化水平、工作经验、思想觉悟等方面受到锻炼和提高的重要阶段。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跟随延安第一批进入东北的干部队伍到沈阳，从新闻战线转向地方党政工作。这里是国共两党政治、军事斗争最激烈的地区。地方党政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充分发动和依靠工农基本群众，最广泛地团结各界人士，恢复工农业生产，征收公粮，动员参军支援解放战争。

    繁重而艰巨的任务，要求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依靠群众。白介夫在四年解放战争期间，虽然先后在清原县、长白县、通化市任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却很少坐机关。绝大部分时间以工作队员的身份，和群众同吃同住。他以自慰的心情回忆这段历史，无愧于人民，无愧于革命。通过他和县、市一班人的共同努力，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用党的政策，实际工作和干部的好作风，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群众坚信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大批青年干部在他的带领下成长起来，其中不少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50年代末中央为了加强科技、教育工作，从各条战线抽调干部到科教战线工作。1957年初白介夫又从地方党委调到中国科学院，先后担任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副所长等职，直到1972年。

    踏进研究所的大门，白介夫感到最大的困难是由于对专业知识和科学工作规律的无知，做不好党委书记的工作。因此，他立志当小学生，请研究人员从基础知识到每个课题的研究内容，系统地讲授。对于研究方法，设备仪器等，他也随时请教，甚至在研究人员指导下动手操作。在实践中，他终于体会到，作为党委书记，主要是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工作的方针，团结、鼓励研究人员去攀登高峰，自己不可能是专家，但必须学一点“目录学”，必须对研究工作有一点感性知识。

    在“向科学进军”的浪潮中，科学院许多研究所面临着“长远方向与当前任务”的布局问题。白介夫在上述两个所工作期间，团结研究人员集中全力解决这个难题。使化学物理所成为当时科学院解决了方向任务问题的先进单位，随后，这两个所都承担了国防尖端任务，在“两弹一箭”的攻坚任务中，做出了贡献。

    1972年5月，正在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的白介夫，被调回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担任副团长，出访了美、英、瑞典、加拿大四国。这是“文革”以来规格高、影响大的科技界代表团，是和美国建交后第二个访美代表团（第一个是乒乓球）。出国时周总理亲自接见，并做了重要指示。可以想见，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统治下的出国考察，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是多么艰巨、“危险”的任务。果然，回国后一下飞机就有人问他：“听说你犯了错误。”有人打招呼：“正在反右倾回潮，总结时要注意。”于是，贝时璋、钱伟长等几位科学家出访报告的主调都是批判资本主义。周恩来总理闻讯，询问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出访，没有学来东西？指示代表团解除顾虑，实事求是地总结。这样，代表团第二次集中讨论时才比较真实地汇报了我国与科技、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白介夫在北京市工作期间，先是主持科技局、科委的工作。1978年后，任革委会副主任、副市长、常务副市长等职。主管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化等项工作。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文化革命十年浩劫，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拔乱反正、医治创伤的任务。这一时期在工作岗位上的人感受最深的是“百废待举。”除最急迫、最尖锐的物质生活的供需矛盾之外，单就北京市的教育战线而言。“文革”中耽误了的几十万青年要求学习，95％以上的大学落榜高中生要求就业，所有的中小学，都要从修理门窗、课桌，教室防塌防漏抓起……。

千头万绪，什么是重点？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白介夫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出发，使北京市于1980年在全国率先开展职业教育。一大批普通高中增设职业高中班，或改为职业高中，开设了修理服务、旅游、服装、烹饪、幼师、会计等数十个专业，使初中毕业生合理分流，既减轻了城市升学和就业的压力，又提高了就业人员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为首都社会秩序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为满足“文化大革命”中被耽误了的一代人求知、成才的强烈欲望，经中央批准，北京市率先试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不问学历、年龄、职业、健康状况……，有志者均可报名参加。为了确保质量，从在京的各高等院校聘请高水平的教授命题阅卷，并确定“办考不办学”的原则，命题人员不得参与社会辅导。北京市截至1990年，已有24万人参加考试。取得本科学历的438人，大专学历的2．l万人。实践证明，这一事业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科技和卫生工作方面，他吸取发达国家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合理布局，争取缩短差距。北京计算中心、测试中心、实验动物中心等机构，都是80年代初开始筹建的。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计算中心曾拥有相当先进水平的设备，集中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1986年后，白介夫担任北京市政协主席，他摆脱繁忙的行政事务，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和港、澳、台的联谊工作。有人把政协看作没有实权的“闲差”，他却不以为然。像对待他所从事过的其他工作一样，从不计较职业、权力，只想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做几件有益的事情。

    白介夫这位从漩涡中冲出来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是这样不懈地追求崇高的理想，开辟自己人生的坦途，如今，他仍在自己认准的宽广大道上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