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维德校友

霍  维  德

霍维德（1902～1977），绥德县义合镇雷家沟村人。原四师学生兼职员。

    少年时就参加对地主豪绅的斗争，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转为共产党员。1926年秋冬，当选为绥德县农民协会副主席，领导全县农民运动。1927年任中共义合区委书记、绥德东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29年夏，他和马文瑞、马明方等人，领导绥德受灾饥民拥进县城，向反动当局和豪绅要粮的大规模群众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1930年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领导群众英勇对敌斗争，创建苏维埃政权，深为人民所拥戴。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霍维德进中央党校学习。1935年，霍维德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协助马明方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武装，伺机歼灭小股分散之敌，开展土地革命运动。配合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二十军开展大规模的反“围剿”斗争。7月，在全面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后，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成立了陕甘晋省委，霍维德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

    1936年12月，奉命到甘泉县下寺湾筹备建立了陕甘省，并出任省政府副主席。随后又到新成立的红宜县搞统战工作。1937年3月调任关中专员、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这三年中，为巩固革命政权保卫陕甘宁和抗日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工作。

    1939年，霍维德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为了既保障财政供给，又不加重人民负担，他弹精竭虑，艰苦奋斗，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陕北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要供养十多万军、于、工、学等脱产人员，十分困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想方设法增加财政收人，尽量节约开支。1940年9月，蒋介石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后，边区的财政已经困难到极点。为了不增加人民的负担，他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方面进行了精简。同时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贩运“土特产品”、增加财政收入的特殊措施，经同意后，他负责实施。加之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使边区度过了极其困难的三个年头，为贯彻执行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工作方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5年4月，霍维德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担任西北局新区改革研究团团长、晋南行署副主任、甘肃省行署副主任等职务。

    1948年春，霍维德担任西北新区政策研究团团长，带领赵苍壁、谢怀德等近百名领导和干部，先后在陕西韩城、黄龙等地调查研究新解放区如何执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与新形势下的统战政策，及新的经济政策的修改完善等问题。他提出切实可行的贯彻执行意见，受到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赞扬。

    1949年2月，霍维德任陕甘宁边区晋南行署副主任，再次协助马明方努力为晋南解放区开创了新的工作局面。7月，霍维德奉命组建近千人的甘肃工作团，在解放军的支持、配合下，全面接管国民党甘肃省的党、政、军机关和工矿企业，迅速恢复生产，保护私营工商业正常营业，学校尽快复课，稳定社会秩序，整顿金融，平抑物价，

从人力、物力上支援解放大军西进。

    1950年2月，霍维德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在两年零七个月的任职期间，他行程数万里，查看了从乌鲁木齐到霍城、伊宁的全线公路段，查看了甘、青公路和兰州到天水、宁强的公路建设，迅速恢复了兰州铁桥、泾川桥、鸡头关桥等重点桥梁，使国民党破坏了的公路全面修复，彭德怀称赞他为“开路先锋”。

    同时，改组、整顿国营汽车运输公司，成立商车运输调度机构和公（路）、铁（路）联运公司，发展交通事业，对促进西北经济恢复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2年冬，霍维德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书记，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协助省委在巩固新生政权、民主改革、恢复国营经济和发展市政建设等各项工作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1954年6月，霍维德任甘肃省委第二书记，12月又兼任副省长，还先后兼任省财贸粮办主任、省科委主任等职。协助省委领导动员一切力量，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甘肃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建立了卓著的功绩。

    霍维德常说，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他心里装着人民的衣食住行、冷暖疾苦，急群众所急，办群众所需。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见群众在粮站门前排长队买粮，特别是严冬酷暑更是不便，他建议粮食部门改变各粮站的上下班时间，早开门、晚关门，方便群众。同时要求各粮站要为老弱病残和烈军属送粮到家，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的困难群众中去。他收到许多群众来信，反映商店服务态度不好，便把商业厅长和有关领导找到现场批评说：“你们那个‘百拿不厌，百问不烦’的条幅是写给人看的，还是准备实行的？”他告诫说：“营业员服务态度不好，领导应负主要责任，要教育职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方便群众，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霍维德一贯认为，我们搞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他一见到街上讨饭的，就心情沉重，主动走过去与其拉话。多次指示粮食厅负责把乞讨者送回家乡，安排好口粮，并且要求安排好所在村庄和其他地区类似情况农民的生活。安置工作结束后，还要向他写出报告，要把产生讨饭者的原因搞清楚，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大跃进”运动迅速掀起，随之而来的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席卷全国。其间，霍维德很少在机关，经常深人农村调查研究。他先后跑过30多个县，大都与农民同吃。同劳动，掌握了农村大量真实情况，人民群众真心欢迎、赞成什么，不喜欢、反对什么，他一清二楚。他严厉批评取消集市贸易、商店关门停业等给群众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的做法。他说：“简直像当年胡宗南破坏了的延安一样！”他说：“小商小贩虽是为赚钱做买卖，但对满足人民的需要是有益的。”他批评主张割私有制尾巴的人是“学习马列主义道德部分不够”，“是革农民的命”，“把农民闹得锅里没米，炕上无被，有的还外出讨饭，有些地方简直鸡、猪断种”。他告诫说：

“要给社员一定的小自由、小私有。有些人就是怕群众富了，所以卡得死死的。”“群众富了，国家还会亡吗？如果像现在这样，人民吃不饱饭就好吗？这叫社会主义吗？”

    他为了人民的利益，反对大炼钢铁，说“农民辛苦炼出来的全是烧结铁，毫无用处，得不偿失”；反对大办食堂，说“没有物质基础，违反了客观规律”；反对人民公社的分配办法，说“队与队收成不一，打乱平分，就有问题”……    他说的许多话、做的许多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人连想也不敢想，更不敢说。在人民利益至高大上信念的驱使下，他说了，他干了。

    当年6月，张掖地区的部分农村因征购过头粮，发生严重饥荒，情况十分紧急。地委书记向被批评为“右倾”的霍维德求援。霍维德毫不犹豫，调粮救急，随即带领省政府机关干部，顶着烈日酷暑到兰州火车站帮助装车，为灾区抢运了2000万斤救命粮，张掖地委书记感动得泪流满面，饥民们领到救济粮后，不少人感动得痛哭流涕。他

们感谢共产党在人民的危难时刻对他们的关心和救援。霍维德做了他为人民负责、为共产党赢得人民群众信赖的自己应做的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留京主持工作，他要求全国各省对当前经济情况逐一核实，向国务院写出报告。甘肃省政府党组在讨论报告内容时，有的领导认为群众还有不少粮食，是深藏密埋着，只要挖出这些粮食，形势还是大好。霍维德仍然如实反映了甘肃省粮食严重匿缺、国家征购过重、百姓大批浮肿和饿死人的情况。与此同时，霍维德批准给几个县增拨了返销粮。后来这个报告竟成为他的“反党”证据，追查他与习仲勋的“黑关系”。庐山会议后期，有人要他检查右倾情绪。霍维德苦笑着说：“我说的是实话，向国务院反映的是实际情况。我批的那些返销粮是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就是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也是光荣的！”

    庐山会议后，霍维德仍然坚持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不应该批。这样他在劫难逃，厄运终于降临。霍维德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批斗会开过无数次，每次他的“检讨“材料通篇都是说明和争辩，拒不认错。9月24日，他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撤销职务，由行政六级降为八级，只保留了省委常委虚职。

    1962年7月，经中央批准，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宣布给霍维德公开平反，恢复被撤销的一切职务。

    可是刚被平反几个月的霍维德，仅仅因为对甘肃的工作特别是对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讲了自己的看法，说了一些公道话，提出党内要民主，办任何事情要实事求是，又被扣上“翻案、反省委、反西北局”等罪名，再次被撤销包括省委常委在内的一切职务，调离甘肃。1965年春，被分配到山东省任省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左”倾路线极大伤害的霍维德反“左”的斗志并未丝毫减弱。他不相信建国后各条战线取得的成绩大都有问题，是“修正主义”的产物，更不相信那么多老革命都是“走资派、坏人”。他顽强不屈地采取他所能及的手段坚决反对、抵制极左的行为。“造反派”通过他调查其他领导同志的问题时，不论是指供、诱供甚至是逼供，他都断然回绝：“不晓得！”造反派诬蔑他是“老三反分子”！他慷慨陈词：“这顶帽子我不戴，不要说‘三反’，‘一反’也没有，我霍维德跟党、跟毛主席干革命一辈子，从未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党和人民会公正评价我的，历史是谁也歪曲不了的！”每次批斗他的大会，造反派硬压他低头，他硬抬起头来昂首挺胸，他因此没有少受皮肉之苦。过后，他轻蔑地说：“我霍维德是斗不垮、砸不烂的。让我低头认罪，哼！还没有学会！”

    1973年2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霍维德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认为1962年甘肃省委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关于霍维德同志问题的材料，有的颠倒是非，有的与实际情况不符，不能作为处分的根据，建议予以撤销。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并通知山东省委当面向霍维德同志宣布平反。

    1977年6月14日，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的优秀共产党员霍维德逝世于济南。1980年4月，中共甘肃省委发出（1980）79号文件，指出：“省委认为，霍维德同志在甘肃两次被批判的问题，应该明确宣布彻底平反。”“还应肯定霍维德同志为人正直、注重实际。在主持省人大工作期间，团结党内外干部，为甘肃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甘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