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景 波
李景波(1911~1944),名广年,字景波,幼名温儿,参加革命后化名白老婆(也称李老婆、老婆),绥德县韭园乡李家寨村人。
景波的家庭祖辈务农。景波自小聪明过人,逗人喜爱。景波在本村冬书房里念了三年冬书,能通书信,会写农村各种应用文,使他成为全村群众看得起的小“知识分子”
1926年春,景波到绥德北区初小(校址在薛家河乡高家沟村)上学。于1927年春考入绥德县城内文庙高小上学。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为了利用国民党作掩护,同时也便于发展我党的组织,四师的党团骨干在绥德各城门口。机关、学校,门前。在大街上设立桌案,拿出国民党入党表格,公开征求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李景波就在这种宣传声势中,于这年3月加入国民党。当时绥德的国民党组织,在我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组织,多次派出大批国民党员(领导骨干是共产党员)下乡组织农民协会,展开向军阀、土豪劣绅的斗争。李景波也多次下乡进行调查、宣传,组织基层农民协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大批优秀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和屠杀。绥德国民党县党部至此也由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成为反动派的政治工具。李景波在寻求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性,准备重新选择自己应走的革命道路。
1928年春,李景波考入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址绥德)。这时,全校师生在我党的领导下,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行为,进行争人权反屠杀的斗争。搞得国民党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于这年秋天,出动大批军队,把四师查封。李景波也因此失学回乡。1929年春天,在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伪县政府不得不答应四师重新开学,景波回母校继续上学。这时的李景波,已从斗争实际中认清了共产党是领导广大贫苦百姓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政党,所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下乡宣传革命活动,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0年11月7日,绥德四师举行纪念十月革命13周年大会。会后,全校师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给绥德衙门、街道、商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不少学生还在街上给群众讲演,控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滔天罪行,号召贫苦百姓起来革命也李景波是街头讲演者之一,也是反动当局的走狗注意的目标之一。伪县政府为此查封了学校,派出大批军队,冲散了游行队伍并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师生。李景波被追到本城杏树圪崂,在一个拐弯处迅速闪进一户居民院里,这户人家立即把他藏了起来,躲过了反动派的抓捕、过了三天,景波告别了隐藏他的全家老少,回到了家乡李家寨村。就在这年的9月,经共产党员马福周介绍,李景波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党小组长。
1931年初,党组织调派李景波到定边任和亭部队搞兵运工作。景波服从组织决定,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定边国民党军队任和亭团第三连当了文书。
定边城小学校长杜嗣尧,是李子洲初任四师校长时的四师学生,是王懋廷发展的共青团员(后转为党员),他以小学校长为掩护,在定边搞建党工作。李景波到定边后,杜嗣尧是他党内的单线联系人,在杜的指示下,景波在连队里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土兵底层培养积极分子,准备开展建党工作。
定边是回、蒙古、汉等民族杂居的地方,任和亭的士兵来源混杂,思想混乱。赶景波到部队时,下层官兵中正酝酿一场哗变行动,这给景波开展兵运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3月的一天凌晨,整个定边城突然枪声大作,任和亭团叛乱了。哗变士兵走上街头,不分青红皂白见银钱就拿,见东西就抢,军官谁要阻拦,就开枪打死谁,一场空前的浩劫降落在定边城广大群众身上。任和亭见大势已去,赶紧跑出城门,抢了老乡的一头骡子,骑上就跑,免于丧身。他手下的士兵变为名符其实的土匪,一股一股散了开去。
这个突然变化,使景波一时不知该怎办才对。他赶快跑到学校去找杜嗣尧,没有见到。工作没做好,又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这使景波很苦恼。
李景波千方百计寻找党,一连20多天,苦于得不到党的指示。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景波见到了在绥德认识的一个共产党员,两人接上关系后,才知道这个同志也是来任和亭部队搞兵运工作的。他们找到了当地党组织,组织安排景波回原籍,联系上党的负责人马福周,开始了新的工作。
1931年5月,景波在家乡任党的支部书记,负责李家寨、吴家畔、折家硷、魏家墕、西雁沟、雷家坡、刘家渠、王茂庄一带村庄的宣传组织群众工作和建党工作。他利用人熟情况清楚的有利条件,把广大贫苦百姓发动起来,开展抗粮抗税,反对高利盘剥和富豪压榨等活动,把其中最积极、有觉悟的青年发展成为党团员,为后来建立绥德北区根据地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1932年5月,景波担任了北六区区委宣传工作,他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景波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在学生和老百姓中传播马列主义。刘家坪(景波教学的村庄之一)青年农民刘子厚,是一个忠厚正直的人。景波教书时,子厚经常到学校来串门,有时交谈到深夜,就和景波住在一起。1933年春,景波介绍刘子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景波已是绥德县北六区区委书记了。他为筹建红军武装,建立北区红色根据地,打通南北红色通道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绥德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南区的崔家湾、定仙墕至黄河畔一带,已经建立了红色根据地,东区的马家川、中角连同吴堡一带也成为“半红半白”的区域,只有北区和西区大部分仍被敌军占据。成为中断南北红色通道,割断佳、米、绥、吴四县苏区的严重障碍。所以建立红色武装,开辟北区是当时陕北特委和绥德县委的重要任务之一。身为北区党的书记的李景波,更感到这一任务的紧迫和重要,他积极配合来韭园沟的陕北特委负责人马明方、郭洪涛、张达志等人,筹建红十四支队。
1934年春,正在家乡教书的李景波突然被人绑架走,整整一年没有一点消息。这是党组织为了使景波及其家属不被敌人注意,在调走景波时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陕北特委派了雷高楼、吴创业拉走了李景波,放出舆论说,他被土匪拉走,去向不明,实际景波在陕北特委秘书处搞了秘书工作。这期间,正是我党领导陕北人民进行反帝、土地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新苏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区域疯狂“围剿”的时期。李景波在这个艰苦时期,积极配合特委领导同志起草文件,发布指示,为土地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作出了贡献。
1935年春,李景波以陕北特委特派员的身份巡回检查了绥德、佳县、吴堡三县的革命斗争情况,重点巡视指导了绥德北区和东区的各项工作。这时正是榆林井岳秀、山西晋军和高桂滋的八十四师等反动军队疯狂围剿红色区域的时候,李景波在这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到佳县了解各地井岳秀部兵力部署情况和我党的工作人员在敌人围剿中退下来的情况。对吴堡县委负责人魏岗的叛党过程和晋军的兵力部署情况作了了解。对绥德县委负责人李牛的叛变行为和高桂滋部队开过来后对地方如何编保甲,如何建立肃反会等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同时还把反“围剿”斗争中,哪些同志宁死不屈,与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哪些人经不起考验,变为可耻的叛徒等情况一一了解清楚,对及时指导这些地区的革命运动取得了最实际的第一手材料。
1935年5月,李景波到西北工作委员会汇报巡视工作情况,由于他对下情了解得细致全面,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将掌握的情况系统地汇报给马明方、郭洪涛、杨和亭、蔡子伟等负责同志。不久高长久、乔鼎铭、曹化山、乔备果等同志从敌占区回来,证实李景波的汇报全部属实。对此,同志们一致赞称景波是党的好干部,他在敌人鼻尖下冒生命危险,扎扎实实为党工作的精神非常可贵。
9月中旬成立陕甘晋省委时,李景波任省委秘书长。当时的机关经常流动,其他同志也经常下基层视察指导革命运动,唯景波一人留机关办理日常业务,尽管事务繁重,生活艰苦,景波都圆满顺利地完成了组织所分配的工作任务。
1936年4月,李景波进瓦窑堡(今子长县)中央党校学习一月之后,调中央白区工作部任哥老会工作干事。6月,受罗迈(李维汉)指示,李景波加入哥老会,并打入内部,到哥老会刚刚一个月,党又决定要他到回民抗日武装部队去做统战工作和民族团结工作。于是景波到定边县回民救国军里做了政治员,为民族团结,争取抗日力量做了许多工作。
回民救国军是兄弟民族为抗日救国而自觉组织起的一支武装力量,是我党争取、团结和大力协助的对象,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宣传和敌特分子挑拨离间,这支武装的前途和命运处于极端严竣的时刻。李景波到职后,用他卓越的政治远见向兄弟民族武装人员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抗日方针和对这支武装的信赖程度:他用无数雄辩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歧视少数民族和企图瓦解这支武装的阴谋诡计,同时深人下层,耐心做士兵教育工作。在景波和其他共产党人竭尽全力挽救下,这支武装力量的大部分人坚定了革命意志,走上了革命道路。但预料之中的逆流还是出现了。1937年2月,回民救国军叛变了,正在支队做工作的李景波,遭到逮捕,当了他们的“俘虏”。5日后,支队受到马鸿建部队的袭击而一片混乱,李景波趁机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化装成商人,拉了几头骆驼溜出部队驻地,可是刚出虎口,景波就口吐鲜血,昏迷过去,另一个同志急忙把他背到井边,用凉水在他头部浸了一会儿。这才慢慢苏醒过来。至此,经组织批准在家养病一年。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陕北古城绥德的政府事宜由国民党顽固分子何绍南(专员)操纵;军事由陈其涵司令员为首的八路军警备司令部驻守。1938年6月,李景波和我党的一批优秀干部组成秘书班子,被派往我军司令部,随之建立了中共绥德特委,由郭洪涛、刘澜涛、张秀山、习仲勋等同志先后任特委书记,李景波先后任特委的宣传部长、秘书长、统战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务,他协助主要负责同志,团结特委其他成员李合邦、杨和亭、李景廷、李仲银、白炳忻(马义)等同志,在敌情复杂、工作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中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李景波文思敏锐,书法娴熟,又特长速记,所以重要会议记录,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纪实文字,各种文书通告,大都出自他手。
他口齿流利,善于雄辩,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战,真反共;假合作,真磨擦罪行的斗争中,他次次上阵,刀刀见血。当时群众中流传着何绍南“文怕景波,武怕王震”的美谈。
1939年秋,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日益猖撅地制造摩擦事端,保卫陕甘宁边区,王震同志奉命率三五九旅从敌后来到绥德驻守。这一行动震慑了企图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引起何绍南一伙的恐慌。但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变本加厉地制造政治和军事摩擦。绥德特委与王震部队紧密配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于1940年3月1日一举赶走了广大群众切齿痛恨的何绍南,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5月,李景波被任命为绥德分区的副专员(王震兼正专员)。
李景波在担任副专员前后,对何绍南把持政权时得不到公正处理的民间诉讼积案和新旧势力斗争中发生的新案件,他排除干扰,秉公办案,仅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亲自办案100多件。
1941年8月,李景波来到米脂县,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在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的政策,他亲自筹备,安排和领导了米脂县的三级选举。在这次普选中,把爱国抗日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同时和王震、马明方、贺连城、姬伯雄、李建侯一起被选为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1942年初,李景波担任了中共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在任期间,正是他年富力强,革命经验日益丰富,大有作为的时候;也正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解放区人民开展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时期。
这时候,陈正人部长因病不能主持工作,西北局组织部的全盘工作都由李景波主持,他具体制订“精兵简政”实施方案,审查调配干部,还兼任西北局机关直属党委书记和生产组长。在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他领导全体机关干部,搞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打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每人每年还可以向上缴八斗小米,此外还可以卖点钱改善职工生活。李景波虽然身兼数职,日夜忙于处理量机关事务,但生产劳动从来不肯耽误。他和同志们一样开荒地,担大粪,春耕、夏锄、秋收、冬藏不违农时,样样农活都干。他和同志们一样上街卖菜,他自己种的糖萝卜(甜菜)虽熬不成糖,但经常用糖水招待同志们。同志们看到他消瘦了,都不让他参加劳动,可谁也说服不了他,他照样埋头苦干。
1944年7月6日上午,李景波感到肚子痛。同志们见他皱着眉头,咬紧牙关,蜷着身子不住地翻腾,头上的汗水像雨淋似的直淌,同志们赶紧把景波送到边区医院。医生检查后,初步诊断为急性盲肠炎(阑尾炎),迅速转中央医院手术抢救。
盲肠炎在当时来说,人们还认识不了这种特殊疾患,做手术也得请外国专家。李景波被送到中央医院后,正是吃午饭时间,那个主治的外国专家先要吃午饭,后又要午休,下午上班时才慢条斯理地接收了这个急重病人。到做手术时,景波的阑尾已经化脓,手术中又没有把脓液清除干净,引起大、小肠坏死,病情愈加危急。尽管又二次动了手术抢救,但仍然无效。李景波就这样长眠在医院的手术台上,时年仅34岁。
1944年7月16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聚集在延安边区参议会礼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李景波。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千余人参加了大会,并赠送了花圈。
1945年12月27日,李景波烈士遗骨移送到家乡李家寨安葬。西北局派马文瑞、刘文玉、马定邦,绥德地委派杨和亭、倪伟前往李景波家乡主持安葬仪式。绥德地委和专署在中山礼堂举行过追悼会。
毛主席在悲痛中,写了《李景波同志简略》,由石匠刻写在景波同志的纪念碑上。毛泽东在《简略》中写道:“景波同志一生革命,团结群众,受人爱戴,任劳任怨,奋斗不息,党性坚强,作风正派,谨择简略永远留念。”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的追悼会上悲痛万分,泣不成声。他的题词“为党尽瘁,精神不死”也刻在李景波烈土纪念碑上。
西北局组织部负责人陈正人、马文瑞专门请画家画了李景波烈士遗像,并题写挽词:
景波同志:
你是边区人民的一个领袖,
是工农群众的先锋!
为了民族的人民的解放,
进行了十五年英勇的斗争。
你的死——
是党和边区的不幸,
像是失去了有力的长城!
我们再也得不到你英明的领导。
更难忘你那对党的忠诚!
我们要——
继承你优良的传统,
学习你朴素的作风,
完成你来竞的事业,
以慰你伟大不朽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