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农斧烈士

高  农  斧

高农斧（1912～1944），原名高承训，小名随员，代名毛脑。绥德县中角乡深沟村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小时在本村念书，后到义合镇上高小。1924年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利用假日，在深沟村建立起共青团支部。

192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绥

德县的革命形势也随之恶化。绥德省立师范的进步学生、教师被赶出学校，农斧回到村里后，马上找党员高景兴（1934年叛变革命），要求工作。但高景兴已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震慑，消极退缩，使深沟村的革命处于瘫痪状态。农斧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凭着一颗对党无限忠诚的心，毅然挑起共青团工作的重担。

    农斧为了方便工作，挑起了一副货郎担子，走乡串村，以卖货为名，宣传革命思想。农斧个子矮小，时间长了担不动货担，他找了个高克恭当帮手。他们一边走一边卖，一边卖一边宣传，很快，远近几十里无人不晓农斧的大名。时间一长，沿街的人都笑话他，说高大财主前世没做好事，后人当了货郎。可农斧全然不顾，不分黑夜白天，为党做宣传鼓动工作。

    1928年至1929年间，陕北连遭旱灾，饥民成群。陕北特委提出开展抗租运动。农斧响应党的号召，向家庭进行说服斗争，获得了父亲高友颜同意，首先宣布两年不收租子，对义合镇一带的抗租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那时，党在义合镇机关工作的三四个人的口粮，全靠农斧供给。他还瞒着家里人把自家的粮食做成炒面，接济西川党的组织。

    由于霍维德等人的正确领导与农斧的努力，使东区团的工作一直健康发展。团员逐渐增多。1928年秋冬，马文瑞来巡视时，表扬了农斧和东区的党、团支部。1931年至1934年，崔回民多次来巡视，传达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介绍了清涧革命斗争的经验，提出开展武装斗争的任务。农斧坚决执行会议精神，秘密成立少先队、妇女队、童团等组织。农斧变卖家产，购买武器弹药，开始发动游击战争。将打土豪分田地、抗捐抗税的活动与武装革命结合一起。革命斗争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从本村扩展到后泯尚坪、梁家里、李家岩、马安山、刘家川等村。

    1934年，许多革命者的活动处于明为国民党办事、暗里搞革命的状况。农斧当上了白皮红心的伪保长。当时绥德县的革命斗争相当激烈，农斧首先向自己家开刀，把自家的窑、土地、粮食分给贫苦群众。他父亲大骂他“败家子”。不久就吃大烟土自尽了。其他地主十分嚣张，开始了反攻倒算活动，五区的工作遇到很大阻力，尤其在深沟村，恶霸地主高友原（农斧的叔父）父子和五财主的狗腿子刘三在群众中的民愤极大，直接阻碍着深沟村的革命斗争。8月的一天，五区党委研究如何开展工作时，提出深沟村是扭转五区工作的关键村，必须杀掉高友原父子和刘三，才能打下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的嚣张气焰。

    区委书记特意问农斧：“毛脑，你的意见如何？这里有你的亲人。”

    农斧沉思片刻，坚定地说：“组织上为了开展工作，决定杀就杀！我没有任何意见。”

    区委书记当场表扬农斧：“好！农斧这种大义灭亲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个任务由毛脑负责，吴堡县赤卫队执行，要保证处决，不能让跑掉一个。”

    8月14日，农斧悄悄返回深沟村部署这一工作，派人接来赤卫队，热情地招待了一番，和赤卫队长一起研究了行动方案。决定刘三就由其儿子栓全带赤卫队员去杀，刘栓全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八月十五日（农历）深夜，兵分几路将五个人全部镇压了！几个地主、恶霸被杀后，敌人惊慌不已，地主们主动交粮捐钱。为了迷惑敌人，农斧又以保长的身份亲自跑到国民党当局那儿去报信，装出十分害怕的样子说：“你们快去看看吧，我们村昨晚来了红军，把我三老子和我五老子的工头刘三都杀了。”“你们要是不管，我这个保长也当不下去了。”

    当局答应派人处理。三天后派人来看了看高友原的尸体，一声没吭，就夹着尾巴回去了。几天后，恶霸地主“三毛鬼神”（高友原的外号）的老婆报告了这次杀人是农斧组织的情况。当局立即派人来抓农斧。幸亏有人提前来报讯，农斧才得以脱险。此后，他们天天来捉农斧，但连连扑空，于是到处捕杀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他们将赤卫队员高克仁和团区委组织委员马玉林押到义合镇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农斧和其他党团员。高克仁和马玉林英勇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出一个字，最后，英勇就义。

    1936年冬，高农斧为埋葬父亲经组织批准赶回家。假满回队时他母亲流着眼泪劝他说：“随员，你父亲临死前说：‘我死后随员回来就不要让再走了。’你看是不是留下不要走了。”

    农斧笑着说：“妈妈，你错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因我父亲一死就不干革命了。你让我留下，是害我，还是为我？敌人到处捉我，我让他们杀了，你不心痛吗？再说我也不能做这无谓的牺牲啊。”

    农斧母亲无奈地说：“这样说来，你就走吧！”话毕，农斧环视了家中的一切，又深深地看了一眼母亲，毅然离别。

    农斧走后，他母亲整天卧床不起。敌人得知农斧回过家后，又天天来向农斧母亲要人，威胁她，如交不出农斧就要杀掉农斧全家。农斧母亲在此种情况下，钻入水缸自尽了。农斧听到消息后很伤心，但他没有回家，敌人想借他母亲去世奔丧的机会逮捕他的阴谋也未能得逞。他依然斗志昂扬投入到火红的革命运动之中。

    1935年春，组织上派他到红二十六军七十八师政治部任民运科长。当时因“左”倾错误路线歧视党内地主出身的同志，他被降为文书，但他为了党的利益，从未消极动摇。坚决不离开部队。1936年红军西征时，在定边县高克恭意外地碰见了农斧，农斧十分气愤地说：“不让我干革命，不行！开除我，我不承认！部队走到哪儿，我跟

到哪儿！我就不信出身地主的人党不要，出身我选择不了，革命和反革命我也选择不了吗！”纠正了“左”倾路线后，农斧继续就任民运科长，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同志们对农斧这种坚定的立场，无不赞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农斧奔赴华北，就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部民运科长。不久，又调任旅政治部组织科长。农斧长年从事民运工作，这次改任组织科长，说明了组织上对他的信任。1938年11月3日，其弟接连收到同样的三封信，信中农斧一再表示了自己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表明了自己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决心。其弟深受感动，将农斧的信一直保留到今天。

    1939年到1940年，部队奉命驰赴华北，后南下华中，农斧先后任三四四旅新兵团政委，新四军第四师十旅政治部主任。1941年春，部队处于艰苦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大家常常吃不到饭。农斧却是夜以继日的繁忙，总务科给他弄些菜饭，农斧总是婉言谢绝。

    1941年夏，部队由豫皖苏向淮北移，道路艰险，农斧先随一个团行动，当夜通过了津浦路，第二大就进入敌伪区。敌匪开枪阻住我军道路。开始，由一名干部过去交涉，未能奏效。团长要去，他不准。农斧想：“部队处于危急情况，如果团长遇危险，部队的指挥就成了问题。”农斧便冒着生命危险前去交涉。义正词严，说服了敌匪，使部队得以顺利通过。

    1941年7月底，新四军四师十旅从淮北转战到了淮海区。十旅在淮海区安家落户，实行主力地方化。一个旅的指战员在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此时，任旅政治部主任的高农斧接到通知同旅长刘震一起去华中局驻地盐阜区聆听刘少奇和陈毅的指示。

    当警卫员将刘震和农斧引进一所小草房里时，刘少奇和陈毅正伏在桌上研究工作。看到他们来后，立即招呼并和他们亲切谈话。刘少奇同志先询问了十旅在路西的作战情况、部队情绪，接着告诉他们：“华北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紧张、残酷的阶段，华中局面必然随之紧张起来。日寇会更加残酷地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继皖南事变之后，会继续发动对江北各根据地的进攻。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迎接新的局面，十旅今后的任务，就是在淮海区安家，实行主力地方化。你们怎么想？思想通不通？你们不要犹豫，不要认为实行地方化是走回头路，这是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的正确道路。现在你们一个旅化下去，不要多久，就会有两个旅、三个旅以至更多的旅成长起来。到那个时候，不仅人数多许多倍，战斗力也会比现在强。”

    回到部队后，他们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大家豁然开朗，精神振奋。农斧首先带头执行，在组织上决定临时组成中心县委后，他立即赴任苏二支队政委和中心县委书记之职，为部队地方化起了表率作用，使一部分原来思想转不过弯的人也愉快地到地方去上任工作，使十旅在淮海区很快打开了新局面。1942年春天，刘少奇去延安路经淮海区时，在军分区司令部住了一个多星期，当刘少奇听了部队“化”下去，并打开了新局面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坚决‘化’下去了，并且做出了成绩，这很好。根要扎得深，花才开得好，果才结得大。”

    1942年底，敌人又开始“扫荡”。农斧积劳成疾，拖着病体随部队一起作战。直至1943年的春天，组织将他调回延安学习。在返回延安路过山东省时，按规定留下了他情同手足的马匹，过平汉路时又留下了警卫员。身背背包，徒步行军，每大要走八九十里路。一路上为活跃空气，他说笑话、开玩笑、唱秦腔，使人笑得忘记了疲劳，按上级要求顺利抵达延安。

    农斧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时很积极，认真聆听中央首长和党校教师们的教导，星期六回家开夜车读马列的书和修改笔记。平时还十分关心其他文化低的同志们的学习，他在生产上也是把好手，在课余时间学会了纺线线等，在日常生活上，对战友们更是关心备至。小组中有一位老同志，每次到山下去担水时，农斧总是到山下去接他。每当同志们谈论起这类事时，总是赞口不绝。1944年10月11日高农斧同志患急性肺炎，急救无效，于14日溘然而逝，离开了他所热爱的革命事业，离开了热爱他的人民群众，离开了同他奋战在一起的革命部队。

    为了悼念高农斧，中央和中央党校于1944年10月23日在《解放日报》上发出讣告。27日下午2时，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了追悼大会。